90年代，我们思考的主题与80年代不同，90年代每个人的思考方位都有其独立性。在80年代，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我们有思想的共同体，响应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在90年代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官方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民众发生了三元分裂；随后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学术专业产生了分裂，所以，就算今天环保、生态主义这么严重的话题，也很难获得全体知识分子的响应。旭东兄这种忧虑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普遍性。 生态主义有一个前提：他不和你讨论什么价值好，什么价值不好；西方的好或者东方的好，他的前提是，人类如果再不环保，就即将在30年内灭亡。这不在于你的取舍，而是你惟一的选择。现在冰川已经溶化，臭氧层空洞非常大，人类已经无法抵抗这个问题了。可以说，自然界过去5年的气候正几何级数的方式改变，有些国家两年没有下雨了，而一些小岛即将被淹没。当然，也有德国科学家提出说：南极冰川的融化是南极大陆下火山爆发的结果，是地球的自身变化，和臭氧层被破坏无关。但是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每天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在增加。这方面环保主义者有准确的数据，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拍过一个片子，是关于环保的，是最权威的。 过去，我们认为石油到2050年会耗光，但是按照现在的速度，到2035年我们的汽油就会耗光了。粮食方面，早在布朗的《二十一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已经提到中国的粮食危机，中国生产的粮食根本是无法养活13亿人的，布朗对此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计算。事实上，中国的粮食危机在前年已经提前到来，按照计算，本来到2015年中国才要买下美国的全部出口粮食，总量为3500万吨，但是我们前年进口的粮食已经接近3500万吨。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全世界现在粮食出口量是6500万吨，到2015年，中国要买下全世界的出口粮食才能解决粮食问题。即使在数量上可以实现，但是交通运输和储藏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目前，中国的作家还很少涉及这些生态问题，当然，也有诸如阎连科、徐刚等环保主义者，还有山西的哲夫、姜戎的《狼图腾》等，只是人数和作品都不多。在中国，环保并未构成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主题，而在西方，这却是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首要主题。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观念解放的年代，谈论的是一个观念，我们在观念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专业知识的层面上，不是在专业细分的学科体制当中来讨论问题。所以，我们很难说80年代、90年代孰是孰过。80年代，我们都读同一本书，讨论同一个话题，某一个观念提出来我们都争相讨论，似乎我们的心跳频率都一样，我们都有同样的感情。而90年代大家就心跳不齐了，有过速的、有过缓的，90年代的知识分子关起门来，专业做得非常细致，每一个引文都准确，但是也就是几个专业的学者互相看看，再也不会提出对社会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有像模像样的指标，但是没有像模像样的思想。整个90年代，西方世界思想也处于一个困境，大师纷纷去世，所谓法兰西最后的大师。在美国，也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丹尼尔贝尔60年代就有这样的说法，90年代也是同样的状况。还有，大学课程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学术——天下之公器，变成了每个人谋生的手段，变成了非常有限的知识传授。知识本身的价值变得很模糊，知识本身变成了传递，教育变成了值得忧虑的问题。我们传授知识的快感不强，学生接受知识的快感也不强。在80年代，如果我们能见到李泽厚，能和他谈一谈，是非常快乐的。 应当说，90年代，我们大学的高等教育做得非常专业、规范、科学化，在人文科学上也极力模仿自然科学。中国大学的校长99％都是理工科出身，中国的招生量80％是理工科，2005年中国工学学士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曾引起美国的恐慌，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巨人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因为工学学士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也非常自豪。但是反过来看看，90年代中国的人文学科对社会的影响力究竟在哪里？人文学科变成了自然科学的一个附庸，知识分子再也提不出问题，或者说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仅限于专业领域，再也无法观照社会公共领域，再也不会对历史发展、社会现实、人类的精神价值提出看法，精神极度萎缩、枯竭、疲惫。这本身是人文知识面临的危机，即人文知识变成自然科学的附庸，论文写作模仿自然科学，评价体系也模仿自然科学。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基督教神学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可能两千年来没有变化。我突然想起两本书，也许之间没有关系，一个是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个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伯林在分析浪漫派时，说德国和法国的浪漫派是不一样的，他从整体和细微之处分析法国浪漫派和德国浪漫派的不同：德国浪漫派都是出身于底层，法国浪漫派都是破落贵族，德国浪漫派中只有歌德是一个小商人家庭，其他都是从底层来的，比如康德、黑格尔、谢林、费斯特等等。这种出身背景使得他们连行文的方式都很不一样。当然，是德国浪漫派的思想引领了后来的哲学和后来的思想，法国的思想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学习德国，从列维纳斯、福柯、德里达，只是到后来才发生了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现代哲学的确有非常大的差异，但实际上浪漫主义的哲学构成了现代哲学的基础，我们都是从那里发展来的。可能从基督教看一两千年没有差别，但是从浪漫哲学来看，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浪漫派的根基在起作用，包括哈贝马斯也是从那里来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说，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没有新的知识分子产生，80年代以后到90年代这批知识分子，他们还是60、70年代活跃的那一代人。他列举了一些例子，年轻人上蹿下跳了一下，后来也就平平而已，文学批评方面，起作用的还是布鲁姆和杰姆逊这些人。去年杰姆逊还获了一个大奖，号称批评界的诺贝尔。来说一下我们中国，在座听讲的佼佼者、莘莘学子，不知比我们聪明多少倍，他们受到更完备的教育，我们都是在田里劳动，糊里糊涂就去上学去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他们要成长起来变得非常困难，像我们北大中文系，那些学生的素质不知比我们强多少，但是一到研究生以后，他们出来的东西就打蔫。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不是哪一代人压制哪一代人，而是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当初浪漫主义的根基到90年代被摧毁了，现在是权力与科学的规训。90年代之后，中国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