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9)02-0163-05 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在看似热闹的争鸣中不乏有些空洞与浮躁。多元化带来的契机使批评在隐忧中重新繁荣，喧闹过后，冷静的思考与反思或许会给批评家以新的启示与灵感。面对繁盛纷乱的话语批评现状，批评家自身责任意识的坚守，客观严谨治学精神的保持，对文艺现状的清醒认识以及适时的思考与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不应忽视批评家自身意识的彰显，这为多样性的文学批评样式注入新鲜的活力。无论是浮躁的本土批评还是对“红色经典”的重新评价，抑或论及文学批评家的价值坚守与批评家的责任意识，以及热热闹闹的媒体时代文学批评，批评家都应力图避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用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全新的学术观念进行文学批评。 一、批评的多元化与浮躁的本土批评 当今时代商品社会高速发展，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也时时发生着变革。文化的多元形式日益凸显，文化转型与繁盛为文学研究的发展带来契机，林林总总的文化模式与手段正影响着传统的批评形式。然而“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精神文化选择也更多偏向影视、广告、畅销书、快餐杂志、英特网等大众传播方面，显然人们对传统文学的依赖正日益减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文学审美精神被解构和泛化的同时，文学批评也在生存形态上日益边缘化和多元化，渗入了政治批评、社会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语言批评等多种因素，批评的文本对象也呈非文学性的趋势”①。由此文学批评一方面长期受西方文艺思潮、意识形态及话语霸权的冲击，又加之当下市场商品化和消费大众化的挤压，使得文学批评已很难掩饰话语失范的尴尬。 我们说批评的多元化为众多批评家提供了批评的机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纯文学的研究倾向。随着一批新兴批评形式的蓬勃发展，诸如“媒介批评”、“文化批评”、“日常批评”甚至“快餐批评”，等等，这些批评样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以往文学批评文本的学究气息和宏大模式，批评话题和话语也具有泛文化特点和社会政治针对性，其间“人文精神”、“精英意识”、“跨文化”、“失语症”、“知识分子立场”、“民间化”等问题都有社会批判、道德批判、审美批判和政治批判相互渗透交叉的学术倾向。在这种境况下，文学批评的现状令人担忧，空前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并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各种批评样式的多元化带来的种种异化现象，早已颠覆多元批评产生伊始的新气象。譬如产生于90年代日渐兴盛的媒体批评就引来了诸多文学批评家的争相热评。不得不承认媒体批评的舆论力量确实很大，但它常常与庸俗、浮躁、武断、霸道、不负责任等联系起来，当然媒体批评的发展尚未成熟，仍有诸多有待改进之处，但作为批评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与良知不应丧失。相对于媒体批评，文化批评的关注度与重要性更为突出，因为研究文学必须将其置入一定文化背景下进行关照。从文化学角度来看，文学文本所展示的语言艺术、民族特色、风土人情以及价值观念等都可作为文化的载体传承文化，因此文化批评意义重大。批评家生活在特定文化背景中，深受周遭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当批评主体进行批评时，自然站在他所属的文化背景下发表意见，这就难免有失公允。文化批评在如此根深蒂固又顺理成章的文化本质面前，其客观性与针对性显然至关重要，文化批评者评价角度的选取及尺度的把握也比批评本身的意义更大。此外，多元格局中理论化颇强的“学理批评”也引来不少质疑。学理批评是一些研究机构或高校学者对于文学现象的学术观察，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比起占据文学批评“版面”主体的媒体批评而言，这种批评其实远不发达，“学者们往往沉浸在以往中国或外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史梳理中，而把对于当下文学现象的及时批评置之度外，或者只是偶尔为之点评一二，这等于主动放弃了文学批评阵地。尽管如此，这种批评还常常受到批评，诸如愈来愈专业化或学究气，逃遁于古代或学术象牙塔，而脱离群众”②。在批评多元化影响下，批评自身出现的这些分化使批评变得日益繁杂，在为批评家提供多种批评手段之余，也对批评家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批评家而言，批评的多元化为我们架起了更广阔的文学批评交流平台，一方面消解了许多词语概念原有意义的封闭性和固定性，使批评语词的运用更加灵活；另一方面批评家的批评意识、评价尺度、思维体系也随着多元格局的建立或坚持或摒弃或左摇右摆，本土批评在这种批评格局的晃动中不免显得有些浮躁。在当今文艺界，文学批评的繁荣局面值得深思，虽然各式各样的文学研讨会轰轰烈烈充斥文坛，但这种繁荣颇具泡沫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学批评“虚热症”的一种体现——精神迷幻又话语狂热。批评家主体性的浮躁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文学判断的“失真”。难以否认某些批评家早已失去了细致解读文本的耐心，转而热衷于发出各种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判断”，他们总是选择最极端的价值词汇，以夸张的修辞来对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现象或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进行评判，这也是所谓的“酷评”。它是对那种无关痛痒、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油滑”文风的反动，它义正词严的价值立场确实彰显了文学批评的力量。应该说其出现之初是颇受欢迎、值得期待的，譬如“李建军对贾平凹的‘拷问’、洪治纲对茅盾文学奖的‘质疑’、葛红兵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哀悼’，虽说各有偏颇，并存在或多或少‘过度阐释’的问题，但其尖锐、大胆的文风还是令人耳目一新”③。然而，随着“酷评”日趋商业化、时尚化，它的形象也日益演变成对批评对象的过度阐释，甚至捧杀，唱赞歌。有些批评家紧跟媒体节奏，将批评文本的曝光率点击率视为创作动机，使文学品格在商业时代的时尚潮流中逐渐消失。还有某些批评家已失去美学判断和精神判断必要的客观性，过分夸大或扭曲文本，这种武断甚至暴力的批评早已超出美学判断的底线，也超出文学批评的范畴，浮躁夸张的文学批评俨然变成一场严厉的道德审判。这些异化批评样式表现的浮躁文风足以引起批评家们的足够重视。因此，“在文学这个复杂而隐秘的世界里，不敢说批评家要成为写作的引导者和规范者，但是，它至少要有所发现，从而能使读者更自由地阅读和选择。这一点不容忽视。如果不强调批评是一种有主体认知和自我发现的专业活动，我们就会很容易把当下流行的、毫无个人创见的读后感式的文字当作批评，而谁都知道，真正的批评并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批评应该在有效地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能有效地自我阐释，以致二者之间能达成美学和存在上的双重和解”④。可见，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批评家，谁都可以信誓旦旦对作家作品品头论足，艾略特就曾指出：“批评家必须有高度发达的事实感。”要遵照事实，立足作品内部发表评论，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天生是一个捍卫精神自由原则的民主主义者，因此，在他的身上，总是表现出一种体现着平等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民主气质，它意味着对真理和信仰的守护，意味着对残缺和病象的攻击和批判，意味着对理想生活境界的祈向和追求。”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