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时代诞生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一样，《文艺研究》的创刊首先还不是学术传媒意义上的诞生，而是作为新时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一个思想文化阵地发挥着“战斗”的作用。为此，在1979年5月创刊号中，它向读者这样介绍自己的功能与身份： 本刊的方针任务是：努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理论、路线；开展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探讨文艺规律；反映国内外的一些文艺研究成果和情况，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使文艺更好地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① 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文艺研究》在1979年创刊当年出版的四期杂志中，连续首发了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79年第1期）、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谈话》（1979年第1期）、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第2期）、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79年第3期）、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第4期）等五篇文章。 1980年，首次发表了周恩来《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谈话》（1980年第1期）、陈毅《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第2期）、刘少奇《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1980年第3期）、以及由刊物整理后发表的《陈毅谈昆曲》（1980年第5期）。 1981年整理发表了《陈云同志对当前评弹工作的一些意见》（1981年第5期）。 1982年发表了刘少奇《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1982年第5期）。 1984年发表了陈云《春节会见曲艺界人士时的谈话要点》（1984年第3期）。 1986年发表了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86年第2期）。 从1979年到1986年这段时间里，《文艺研究》集中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和报告，对于新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的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文章，构成了新时期文艺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这些文章所阐发的现实化与经典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揭示出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深刻规律，为新时期文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也使刚刚创刊的《文艺研究》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历史起点上。 如果以历史时段来进行分期研究，《文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1979-1989：第一个十年”、“1990-2001：第二个十年”、“2002-2009：发展中的第三个十年”。在这里并非严格地以“十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进行划分，而采取的仅仅是大致的分期，主要依据的还是《文艺研究》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的变化曲线。尽管这种变化有时并不十分醒目，并不像剧烈的社会变革一样有着清晰的印记，但是，它还是在时隐时显中完成了从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并向着第三个十年跃迁的过程。从《文艺研究》创刊号简短的“发刊词”中，依然可以找到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陌生化”的感觉：它通过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一系列词语，如：“努力学习宣传”、“认真贯彻”、“深入批判”、“探讨文艺规律”、“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而最终的落脚点则放置在“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上，这恰恰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并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特征。考察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传媒史，很难想象没有哪类媒介最初不被赋予这种服务于政治和参加战斗的功能。当然，传媒之间又是千差万别的，由于有着不同专业角色的定位，因此或多或少还存在着直接与间接、明显与隐晦的界限。就传媒自身而言，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发生功能方面的调整与改变。譬如，从《文艺研究》“发刊词”中所强调负载的诸多功能里，也还能够看出不同功能之间的某些界限，这些界限，又恰恰预示了历史的某种文化形态通过刊物所呈现的发展脉络。 一、冲突：历史境遇中的偶然与必然 从“学习宣传”、“认真贯彻”到“深入批判”，是拨乱反正的时代对每一个参与文化重建者提出的共同要求。这个时期社会整体处在解放思想、正本清源的历史阶段，过去曾经被认为是颠倒了的思想，搞乱了的观念，此时都要一一清理，恢复原状。当然，“拨乱反正”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也不完全符合科学的观点，因为事实上并不是回到被“四人帮”搞乱之前的那个原点，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那个原点是不是就完全正确？是不是就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或者说，“反”回去的那个“正”是不是就“放之四海而皆准”？显然，改革开放的历史走到了今天，答案早已明确。但是，正像不能苛求人们的认识水准和能力超越历史一样，人们只能面对当时环境下的具体问题。“拨乱反正”的口号显然适应了时代对于解放思想、冲破精神束缚的要求，也有利于人们的认识在短时间内达到统一。不能设想，今天的《文艺研究》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样一种状态，或者还在像创刊时期第一个“十年”那样，按照政治热情和政治想象去构建文艺理论，或者一厢情愿地充当意识形态管理者的角色。在意识形态主导的时期，人们常以一种比喻的说法来形容文艺是时代政治的“晴雨表”，而通过传媒所反映出的社会精神生活的变迁，也许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整体，甚至也未必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比如“文革”时期特别是“文革”后期的传媒，秉承极“左”路线对于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歪曲的报道，招致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不满，甚至成为某些历史事件爆发的导火索），但是，传媒终究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制度所施加于传播者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对于《文艺研究》来说，它所经历的从作为发挥战斗作用的“阵地”到培养学术精神的“载体”，从传播知识的“平台”到建构文化战略的“共同体”，这种历史发展的轨迹预示着刊物在第三个“十年”将成为具有整合学术资源与开拓市场能力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