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23 回顾近20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真可谓大潮起落，令人目眩。后殖民理论从登陆之初的火热到21世纪的多论阈展开，似有绵延不绝的生命潜力。在此回顾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历程并清理其所产生的问题域，检视其应用于中国语境的得失，在中国当前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当会获有一份接受西方与自我重构的自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批评，后殖民主义并无统一的理论纲领而只是多种批评方法的汇集，因此要理清其在中国的问题史就是一个颇为费力的课题。但我们认为，从历史缘起、问题发生、问题拓展以及问题的反思与展望四个方面入手，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历程就可以被把握。 一、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历史缘起 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出场要追溯到弗雷德里克·杰姆逊。20世纪80年代中期，杰姆逊以在中国引入后现代思潮而著名。1989年《当代电影》第6期发表由张京媛翻译的杰姆逊[1]的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文章认为，由于有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第三世界的文学必然是民族主义的，其叙述方式必然是民族寓言式的。在杰姆逊提出的世界文化的新建构中，第三世界文学应该按照自己的选择和解释发展自身。这篇论文在中国学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电影艺术》、《文艺争鸣》、《读书》等杂志随后发表了一批以“第三世界”为题的文章。在全球化语境中，在中国追求现代性而西方已发展到后现代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如何自立，如何与第一世界文化打交道，如何构造新的民族文化正是中国学界的焦虑所在，文学批评界就此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在这些文章中，张颐武[2]在《文艺争鸣》1990年第1期发表的《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一文，主张以来自第三世界的本土经验建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其中暗含以第三世界对抗第一世界的民族主义倾向，为中国后殖民批评的登场打下伏笔。 中国学界最早介绍后殖民理论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但在西学风潮如过眼流云的时代，这些介绍并没有引起学界注意。作为文化批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更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1989年以后，中国学界走向保守，国学研究兴起，并对80年代的西学接受提出质疑。上世纪90年代初，政治学者何新的反西方言论，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盛洪的文明比较论，以及《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国际关系上的银河号事件，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中美撞机事件等导致在官方和民间涌动着民族主义潜流，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与政治上的屈辱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这些为中国学界对萨义德的解读提供了文化背景，为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出炉奠定了思想基础。1992年第10期《读书》发表了刘禾[3]的文章《黑色的雅典——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介绍美国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在文章的末尾，刘禾介绍了美国后殖民批评。《文汇报》1992年10月14日刊登王干[4]的文章《大红灯笼为谁挂？——兼析张艺谋的导演倾向》，首次从东方主义视角对张艺谋提出批评，指出张艺谋电影的潜在观众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张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优越感而着意构造中华民族的腐朽性。王干的文章为此后中国电影批评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开了先河。1993年第3期《当代电影》刊登张颐武[5]的论文《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奠定了中国后殖民批评对张艺谋的定位。张颐武认为，张艺谋电影的表达方式是神话，所谓的“民族特性”只是被排斥在现代性话语之外的闭锁空间，中国只是一个特性的代码而非一个具体时间的变化和更替。到此，中国后殖民电影批评已展开其视阈。但这些文章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的亮相只能算做排练，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正式登场是《读书》杂志的功劳。 中国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转折性事件是1993年第9期《读书》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张宽[6]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概述了萨义德两本书的内容，梳理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史，文章提到了西方主义这一概念，即中国学界对西方的非理性看法和态度。文章还指出了中国当代一些艺术家以东方的落后丑陋去迎合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等现象。应该说，这篇文章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正是日后中国后殖民批评所讨论的问题。钱俊[7]的文章《谈萨义德谈文化》专门论述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指出萨义德的缺点是排斥了文化的其他维度，如美感体验。潘少梅[8]的文章《一种新的批评倾向》介绍了后殖民批评的基本要点，讨论了萨义德的理论适用于中国文化的限度问题。在人文学者中影响甚大的思想性学术刊物《读书》，在一期刊登3篇介绍西方后殖民理论的文章，在中国学界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此后，《读书》、《文艺争鸣》、《文艺评论》、《文艺报》、《光明日报》、《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对后殖民理论展开研究和讨论，介绍、推崇、否定、质疑之声皆有之。1993年、1994年可称为中国学界的“后殖民年”，一时间，学界出现了“争说萨义德”现象，学人争先恐后地加入“东方主义”大合唱。 中国的后殖民问题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后殖民理论在中国，二是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前者指的是中国对来自西方的作为一种话语形态的后殖民理论的介绍、研究、批评和对话，其问题所指是西方的理论形态，后者则是中国学者借助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回应中国的文化问题所产生的中国式的学术批评话语，其问题所指是中国的本土经验和文化现实。对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介绍和接受产生了中国后殖民批评，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失误和多方面展开又需要对西方后殖民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两方面交错并行，互相关联又互相激发。 在学界对后殖民理论或大加追捧或激烈讨伐的喧哗中，中国后殖民批评出炉了，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华性”命题的提出和“十批判书”的诞生。《钟山》1994年第1期“十批判书”栏目发表由陈晓明[9]主持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文化》长文。“十批判书”表现了阐释中国的焦虑。当前，阐释中国必须依靠西方话语，要与西方对话也必须依靠西方话语，这就是第三世界文化与第一世界交往的现实。该文涉及的大众文化中的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错位、西方霸权与中国民族性的关系等都是后殖民批评的核心问题，话题的展开昭示了后殖民理论的开放性和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基本立场。至此，中国后殖民批评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已基本奠定。细读这篇文章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萨义德的文本和身份确实可以解读为民族主义，西方文化霸权也确实应该警惕和批判。二是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出场之初就注意到后殖民理论的精神是对一切霸权的批判，从而中国本土的文化霸权也在警惕之列。对此，学界后来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批评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