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5-0067-10 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展开的比较诗学研究，多年来，在美国学界崛起了一个重要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如刘若愚、夏志清、高友工、梅祖麟、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孙康宜、张错、张隆溪、王德威、刘禾、唐小兵、刘康、张英进等学人。在这个学术族群中，最为显赫且最早具有国际影响的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刘若愚的学术文化身份、学术文化语境与学术操用语言。作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出生的中国人，刘若愚深受传统国学的浸染，因此作为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尽管他可以操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进行准确的学术思考与写作，但美国学者所看重的是刘若愚华裔学者的汉语学术文化身份及其知识结构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传统资源，所以他在美国高校讲授的课程是中国文学，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主任及比较文学教授。其实，对于上述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来说，在西方学者的眼中，他们在学术文化身份上首先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负载者。 刘若愚是在美国学术文化语境下操用英语进行思考与写作的，是一位从语际的比较研究视域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诗学的语际批评家与语际理论家。这也正如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任教的另一位同期华裔比较文学研究者夏志清所言：“在美国教文学理论的教授们，说起来只有在‘新批评’全盛期，大家相安无事。‘新批评’失势后，新兴的文学理论派别也就愈来愈多。像刘若愚这样专教中国文学的理论家、批评家，要专教西洋文学的理论家对他感兴趣，且受其影响，谈何容易？即在钻研中国文学的小圈子里，要人人听从你的话，按照你的理论去认识文学，也是大难事。但若愚兄不止是用英语讲述中国诗学的‘语际的批评家’，他更想把我国传统的同20世纪欧美的文学理论综合起来而自成一家言的‘语际的理论家’（an interlingual theorist）。真的雄心不小。”① 需要提及的是，这里的“语际”就是“跨语言”，因此语际批评家与语际理论家也就是比较诗学研究者。实际上，夏志清本人也是一位显赫的在比较文学或汉学方向下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华裔语际批评家与语际理论家。 不同于中国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虽然刘若愚有很好的汉语写作能力，但他明确地宣称他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写给西方学者阅读的：“来到美国后，我曾在夏威夷大学、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并出版了六部中国文学研究专著和若干学术论文，颇具嘲弄意味的是，其中一些作品被译成了中文（包括被误译、授权的或未经授权的）、日文与韩文。我没有用中文写作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再用中文写作了：只不过是时间不允许我把英文写下的文章再用中文全部重写一遍。再说，我的大多数作品是专门写给西方读者的。”② 这也决定他必须操用西方学术界所通行的国际公共语言——英语进行写作。 由于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阅读者是西方学者，这就决定他们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美国学术文化语境下操用英语把中国诗学介绍给西方学界的，那么，怎样用英语来准确地陈述和介绍中国诗学？怎样用英语把中国古代诗学长于直觉批评的感悟式话语转换为一种有效的、思辨性的英语学术理论话语出场？③ 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是在一种颇具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这不仅是比较诗学研究不同于国别诗学研究的基本点，也是英语语境下比较诗学研究不同于汉语语境下比较诗学研究的基本点。在刘若愚的学科理念中，他的比较诗学研究所达向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追问“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在撰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心里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是介绍历史悠久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中的诸种文学理论，并使这些文学理论能够与来自于其他诸种传统的理论进行比较，从而达向一种最终的世界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④ 的确，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也只有走向国际学术界，与世界上其他理论体系相通，才可能获得世界性文学理论的学术身份，否则其永远是孤立于单边学术文化语境中孤芳自赏的国别诗学。这一点也正如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所言：“从一个主观印象的角度来揣测，我觉得刘先生（若愚）从第一本重要著作——《中国诗的艺术》——开始，就想建立一个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论架构，希望以中诗英译为桥梁，和世界上其他理论体系相通。”⑤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定位，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中，中国诗学应属一个重要成员，而不应该是一位富含诗学思想但又不为国际学界所了解的无言缺席者。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从上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实际上是由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操控的学术空间，西方学术文化往往总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心态来越过自己的文化领地弥漫于国际学术界，以一种强势理论的权力话语来遭遇和审视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他者理论，即第三世界的诗学理论及其研究者；仅从语言的选择上就命定于此，要走向国际学术界，英语是诗学研究者必须选用的语言。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在国际学术界所沉积的一个具有语言暴力性的历史问题。然而我们转换一个视角来评审，也正是因为英语被国际化后，作为一种能指不断地使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异域文化作为所指而出场，其自身也逐步在某种修辞的表述上失去民族性、本土性与地域性，在某种程度上沦落为一种杂混的语言。也正是在这种杂混的英语表述中，东西方文化获得了一种重新整合的见证，比较诗学研究也因此成其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