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标准60年 语言文字在人类生活中作用巨大。《说文解字·序》：“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许慎关于文字功能的精辟论述，可以推衍到语言文字的整个领域。正因如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制定些语言文字的标准，供人遵循，供人教习。比如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①。秦始皇听从丞相李斯所奏，用小篆统一六国文字；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用小篆编写童蒙课本，作为“书同文”的举措之一。 自此以降，许多朝代都有韵书、字书、教科书等，以为当世语言文字之准绳。当这些标准具有官修、官颁性质时，当这些标准与科举考试关联时，其权威其作用便如钢铁一般。清末以来，随着社会的步步向前，伴之以系列的社会语言文字运动，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阶段，现代汉民族共同语逐步确立，渐传渐广；汉字经简化与整理，形成了威望越来越高的现行汉字。在国人百年努力中，特别是新中国60年的语言文字工作中，建立了现代汉语、现行汉字的基础性标准体系，开辟出信息等领域语言文字标准的新作业场，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为促进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一 1949～1965年，是新中国语言文字标准建设的首个黄金期。此期制定的语言文字标准，大都属于最为基本的标准。如： 普通话的标准(1956) 《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63)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 《汉字简化方案》(1956) 《简化字总表》(1964) 《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 《标点符号用法》(1951) 印刷物竖排改横排(1955) 《汉语拼音方案》(1958) 这些标准都是基础性的。它们使普通话语音有了较为明确的标准，使现代书面语在用字、行款和标点符号等方面有了基本规范，使汉语有了科学的拼音方案。 除此之外，这期间还建立了一些特殊交际领域的“准文字”标准，如《汉语手指字母方案》(1963)、《汉语拼音盲字方案》(1958)、《汉语拼音电信局名簿》(1958)、《汉语拼音通报用字》(1958)②、旗语(1959)、灯号(1958)等。显然，这些标准也是这些领域的基础标准。 此期语言文字标准，除了“基础性”这一特点之外，还具有“史成性”。这些标准，基本上是在回答历史上提出的问题，每个标准几乎都有一长串历史故事。比如《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溯至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1608年出版《西字奇迹》，之后有大量的教会罗马字，有西洋人的汉语译音。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产生的诸多拼音方案，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五四”时期的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都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汉语拼音方案》便是对这350年拼音历史的回答，是这期间民间、官方无数方案的集成。《汉语拼音方案》运用到特殊交际领域，还产生了以其为基础的盲字、手语、旗语、灯号和电报代码等。而盲字、手语、旗语、灯号和电报代码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也都各有一串动人故事。 史成性，表明这些标准是数代语言学人科学探索的结晶，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反映着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比如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中国社会和汉语几百年发展而形成的历史必然，是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新中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的成果的集结聚合，有吴汝纶首倡、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拼北京口音、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新青年》提倡白话文、京国之争等历史掌故。鉴史则明，这些掌故使人们看到了普通话标准形成过程中学人的努力和社会的潮动，看到了语言规律认识历程的艰辛与曲折，看到了语言规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必然性。作为历史财富受惠者的当代人，可以根据时代的进展和自己的学术认识对这些标准进行修订与评说，但不问史事便虚论妄说，似不妥帖。 早期的语言文字标准，多自民间倡议始，后由政府接手完成。比如标点符号，我国早期文献基本不用。汉代出现了句读。宋代始用圈点符号：句号用圆圈，读号用点。19世纪60年代，张德彝著《再述奇（欧美环游记）》，首次向国人介绍西文标点符号。1897年，王炳耀出版《拼音字谱》，创构了10种标点符号。1904年，严复出版的《英文汉诂》是最早使用西方标点符号的汉语著作。“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兴起，使用新式标点的白话文报刊越来越多。《新青年》一边使用新式标点，一边讨论完善，贡献颇大，到第七卷第一号，已制定13种标点符号。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向教育部提交《请颁行新式标点案》，提出了12种标点符号。1920年，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这是以政府名义首次发布的标点符号。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制定了《标点符号用法》。 “民间首倡，政府颁布”的操作模式，1949年之后有了巨大改变。政府成了标准制定的第一推手。政府组织专家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官民角色的转变，不仅提高了标准制定的效率，且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也表明政府把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新文化建设的国家蓝图中。 二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6年1月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国家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语言文字标准建设也迈开了新步伐。 这一时期语言文字标准建设的首要特点是总结，对已有语言文字标准进行总结。在总结中反思，在总结中前进。比如，在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的基础上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1986)，修订《标点符号用法》(1990)，试行《聋哑人通用手语图》(1982)，并在此基础上修订为《中国手语》③，等等。这些标准，或是对已有标准的集成，或是根据新情况对已有标准进行了补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