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三个概念，这里主要谈最后的伦理，但要涉及前面的规定和描写。伦理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但近年的兴起也可以说是从前两个概念而来的。最近几年，中国翻译研究界又出现了一度沉寂的“忠实论”，与此紧密相连的是“翻译标准”。要讨论这个问题，先要澄清标题中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规定(prescriptive study)①，描写(descriptive study)，专业伦理(professional ethics)②。首先解释一下这三个概念。 规定、描写、伦理 规定：以主观意志提出的有关价值判断的原则，涉及到“优劣”或“应该”、“不应该”。具体到翻译研究，就是我们常说的标准（什么是好的翻译、不好的翻译），它的根据往往是个人意志，当然包括个人经验乃至错觉（哲学上的Ought）。由于它涉及到价值判断，又和伦理（价值哲学）有交叉的地方。 描写：客观表述搜集到的数据，描述什么人、什么事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方式（英文中所谓who，what，when，where，how,一般没有why，描写研究通常把“解释”分出去），与规定正相反，描写不涉及价值判断。在翻译研究中，就是对和翻译有关的资料的研究，回答“翻译是什么”的问题（哲学上的Is）。通常说：“是怎样”（性质问题）、“会怎样”或“如怎样，就怎样”（规律问题）等等。它和规定性的“应该怎样”（价值问题）属于两种内容不同的研究。 伦理：哲学史上一向存在并行发展的两条不相调和的主线，一是求真，一是求善；描写是求真，伦理就属于求善。西方伦理一般是一个宗教、学派的道德原则。伦理学本身就是关于价值的研究，这一点和规定性理论的提法很相似，都涉及问题的判断，都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Ought)，但本质不同。它们的区别在于：翻译“伦理”主要针对的是“人际关系”，而规定性的翻译理论说的是“文本关系”。这个区别很重要。另外，伦理关心的不仅仅是译文的“好与坏”、忠实不忠实，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对与错”、“是与非”、“应该不应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不能将“文本忠实”与“翻译伦理”这两个概念相互替代，也不能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 下面就以上三个概念，简述一下目前翻译研究的状况： 规定翻译研究 “规定”的理论可以看成是传统的理论。它和传统上的思维习惯一脉相承，虽然有时也参考一些现代的发展，但总的趋势没变。总的说来，这种理论在翻译研究中主观性强，一般属于保守派。翻译中规定性的理论也可以说就是“忠实论”，因为这一点从未改变。论者认为翻译的标准是普遍的，可以应用于任何翻译，这个标准就是“忠实”；照推下去，翻译策略也应该是普遍的。他们甚至不分文本类型，不分读者，不分译文使用场合，认为翻译目的就是要忠实，而忠实主要反映在文本上。传统理论所关心的一般也只是文本，如纽马克（但他不完全是忠实论者），他坚持“真理”和“准确”，相信“词、句子、文本都有意义”(Newmark:xi)。中国的情况也大致是这样。至于现代翻译研究的新发展，他们基本上不关心、没兴趣，有人甚至不承认；其中一部分人误解或曲解现代研究的成果，以支持他们根深蒂固的偏见或错觉。 而“忠实”本身却是一个伦理上的概念，在翻译历史上这个词常被用来说明翻译策略或结果，如西方的faithful translation，它与free translation相对，这两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译和意译，并无价值判断，就是说，这里的“忠实翻译”并不一定优于“自由翻译”。这样，翻译策略或方法和翻译伦理共享一个术语，造成一些概念上的混乱。比如，中国常说的“忠实”的标准，同时具有两种意思： 首先，和西方“忠实”(faithful translation)所指的literal translation不同，中国传统学者一般只说“翻译以忠实为标准”，但是忠实是什么、翻译具体要在哪方面忠实（形式、内容、功能、作者意图、效果等等），却没有一定的说法（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但是基本上以“内容”忠实为主，就是不顾形式（这一点与西方正相反，西方faithful translation几乎就是形式上或句子结构上的忠实）。严复说：“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1984:136)这就是说翻译是要放弃原文的语言形式，他的“信”也就不包括形式上的忠实。中国清末以来一直重内容、轻形式，今天的传统派仍然如此。有人口头上不这样说，但实践上是这样做的。这从那些教人做翻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多数人讨论忠实，是把忠实当作翻译操作上的概念，或翻译策略，而非当作伦理概念来使用的。他们讲的是文本关系，而不是人际关系。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把形式上或意义上的忠实看成“忠实”都是一种错觉。 第二，传统上的“忠实”还指翻译伦理方面，虽然并没具体提出“伦理”这个概念，而常用的词是“责任”、“天职”等。比如说，“翻译的责任是忠实地反映原文……”或“忠实是译者的天职”等。因为这里的“责任”、“天职”属伦理范畴，所以笔者把它和“忠实”的策略分开。 由于使用者并不区分这两种用法，而传统上又不重视词汇的界定，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意思往往混为一谈。“忠实”的第一义（“策略”）因为没有定义，所以确切所指不定。对第二义（“伦理”）又没有真正从“伦理”的角度来深入探讨。现代西方把faithful translation当作一个客观描写的概念，等同于literal translation，这就不涉及伦理问题③。而中国是把“忠实”当作规定性的标准。 这样，描写（西方）与规定（中国）共享一个术语，意义不清，也就使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混淆起来。假如西方只用literal translation，不用faithful translation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因为这里literal没有价值判断。再加上“忠实”还有伦理方面的含义，就更加混乱了。描写的术语不宜使用“忠实”这样具褒贬义很强的词汇，因为它容易干扰我们思维的严谨性。顺便说一下，这些忠实论者以翻译实践者为多，研究者很少。因为这种理论缺乏实证的文本研究基础，现代研究者不会轻易这样做。这种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区别，在国外也很普遍，西方汉学界就有很多“忠实”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