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得”义动词到补语标记

      1.引言

      东南亚语言“得”义('ACQUIRE/GET')语素的多功能性曾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如Clark,1989; Bisang,1996; Matisoff,1991; Simpson,2001; Enfield,2001、2003、2004），特别是Bisang(1996)、Matisoff(1991)和Enfield(2003)对东南亚语言“得”义语素多功能模式的平行性做了详细描述，并断言这种平行性是语言接触导致的区域现象①。这些研究不仅为我们了解东南亚语言“得”义语素多功能模式的形成动因和演化过程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视角，而且也使我们对汉语对应语素“得”的共时多功能性和历时演化过程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但另一方面，上述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他们的研究虽注意到汉语的事实，但对汉语“得”语法化程度的判定悖于事实。比如Bisang(1996:569-570)在比较汉语“得”与苗语tαu、泰语、越南语以及高棉语ba:n的语法化程度时指出，汉语“得”的语法化过程还停留在结果动词层面而未进一步演化为“时—体—情态”功能。下面我们会看到，实际情况是汉语“得”的语法化程度要比其他东南亚语言的“得”义语素来得更高。其次，Enfield(2003)等学者虽敏锐指出东南亚语言里“得”义语素多功能模式的平行性是区域扩散的产物，但他们对这种扩散的具体机制语焉不详，特别是他们的研究未能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究竟哪种语言在这种多功能模式的区域扩散中扮演了扩散源和模式语角色。

      本文在Enfield等学者的基础上继续讨论东南亚语言“得”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其形成机制。但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得”义语素多功能模式不包括该语素在谓语动词之前的用法；另一方面，本文考察的语言既包括中国南方的民族语言，也涉及境外东南亚语言，在取样语言的数量上远多于以往的研究；最后，本文将着力证明汉语在其他东南亚语言“得”义语素多功能模式形成中的模式语角色。

      2.东南亚语言“得”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

      本文讨论的东南亚语言“得”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涉及下面五种功能：

      （Ⅰ）“得”义主要动词

      （Ⅱ）动相补语／完整体标记

      （Ⅲ）能性补语

      （Ⅳ）状态／程度补语标记

      （Ⅴ）能性补语标记

      下面以汉语“得”为例说明这几种功能的特性。

      (1)（Ⅰ）“得”义主要动词（“获得”这种过程是非施事性的）：

      a.老王得了个大奖。

      （Ⅱ）动相补语（表示动作已实现或有结果）或完整体标记（表示动作的实现或完成）②：

      b.晚饭已做得了。

      c.他是吃得饭走搿他是吃了饭走的。（吴语绍兴话；王福堂，1959）

      （Ⅲ）能性补语（用于主要动词后，表示活动或动作的能性）：

      d.这个吃得，那个吃不得。

      e.食得辣椒能吃辣椒。（粤语广州话；黄伯荣，1959）

      （Ⅳ）状态／程度补语标记（用于实现式组合性述补结构，用来引导补语成分）：

      f.唱得非常好|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v)能性补语标记（用于可能式组合性述补结构，用来引导补语成分）：

      g.拿得动|上得去|洗得干净（～洗不干净）

      据我们的初步调查，汉语“得”的上述多功能模式在中国南方的侗台、苗瑶、南亚（孟高棉）、南岛以及藏缅等语系或语族中均可见到。根据相关“得”义语素拥有语法功能的数量，我们将这些民族语言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完全具备上述（Ⅰ）、（Ⅱ）、（Ⅲ）、（Ⅳ）和（Ⅴ）五种功能。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侗台语系的临高语、拉基语、壮语、傣语、布依语、仫佬语、水语、仡佬语、村语、标话，苗瑶语系的吉卫苗语、畲语、勉语勉方言、勉语标敏方言，以及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京语、布芒语、俫语等。例如：

      (2)仫佬语（王均、郑国乔，1980）：

      (A)“得”义主要动词：

      

      

      表1是我们调查到的具有（或部分具有）(1)所示“得”义语素多功能模式的语言⑤。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以外的东南亚语言（侗台、苗瑶、孟高棉）里也可见到与汉语“得”相似的“得”义语素多功能模式，表2所列是我们调查到的部分语言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