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从古今汉语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书面语的研究比口语的研究更深入，通语的研究比方言的研究更深入。这是基本事实。正因为如此，尽管汉语方言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在学科内部不少方面的研究还是赶不上汉语通语的研究。比如，在汉语通语词汇研究领域，不仅建立了“汉语词汇学”，而且建立了“汉语熟语学”“汉语语汇学”，专门以汉语通语中的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为对象展开深入研究，可在汉语方言研究领域，针对方言熟语进行研究的论文却较少见诸报刊文献，有关的专著和教材中也很少论及这方面的问题，①当然更谈不上有“汉语方言词汇学”“汉语方言熟语学”乃至“汉语方言语汇学”的创立了。本文拟对汉语方言成语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正是想在汉语方言熟语的研究方面尽一点心力，希望能为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一点有益的资料。 本文所谓的“汉语方言成语的性质”，是指在汉语方言学的视角下，汉语方言中的成语区别于汉语方言中其他熟语（如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的根本属性。②我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在目前汉语学界对汉语方言中是不是也有像汉语通语成语那样的语言单位，以及这些单位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成语”等等，存在不一致的意见，有必要对汉语方言成语的性质进行进一步的审视、做出新的鉴定。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借助现代汉语通语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对汉语方言成语的性质展开考察，并对汉语通语成语和方言成语的性质进行比较，确立对汉语方言成语性质的明确认识。 1 学界对汉语方言成语性质在认识上的分歧意见 随着汉语方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研究触角已经由对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延伸到了熟语的领域，开始对方言中的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熟语展开研究。比如对方言成语的研究成果就越来越多。可是，这里面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方言成语的性质进行鉴定和认识，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的学者认为既然方言中的成语不具备书面语色彩，就不该用以书面性为特点的“成语”来命名它，有的学者则认为，方言成语和通语成语很相像，可以称之为“成语”，还有的学者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把方言成语径直称为“四字格”等。为了便于更好地展开讨论，下面把我们所见到的材料列举如下。 其一，认为方言成语不能称作“成语”。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材料有： 刘洁修《成语》(1985)认为，“大多数的俗语，尤其是那些方言俗语，都不应看作成语”。[11]18 王立和《吉林方言中的四字格俗语》(1994)认为：“这种特殊的四字格语言单位虽与成语相似，但还不能称其为成语，更不是什么方言成语。”认为“吉林方言四字格俗语与成语的共同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的定型化”，二是“意义的整体性”。认为“吉林方言四字格俗语与成语的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语源远流长”，“或出于史书经传，或来自于口头流传，除新成语外，都具有历史性”，“是有据可查的”，而“吉林方言中的四字格俗语则不然，它是现代人创造的，是广大劳动群众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习惯用语”，“查不到出处”。二是“成语具有书面语特点”，吉林方言四字格俗语具有口语特点。三是“成语具有通用性”，吉林方言俗语具有地方性。[23] 蔡文婷《浅谈东北方言四字格的结构及修辞特点》(2006)认为：方言四字格“因为其语义的浅显俗白未能进入成语的行列”。蔡文还认为，东北四字格自身具有数量大、结构固定、意义整体的特点。[2] 就我们所见，反对把方言成语称作“成语”的，材料不是太多，但正如上文所示，反对者的态度是很明朗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这说明言者对方言成语不是“成语”的感觉是十分清晰、真切、肯定的。 其二，认为方言成语可以称作“成语”。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材料有： 靳雨《忻州方言四字组俗语的构成方式和修辞特色》(1986)：“忻州四字组俗语是忻州人口头上常用的成语，它和一般俗语一样，具有群众性、口语性以及结构上的相对固定性等特点。”“忻州四字组俗语数量多，应用范围广。它在修辞上最明显的特色是同义现象丰富，表达十分细腻。”[7] 张文轩《兰州方言中的成语——兰州熟语简介（二）》(1986)：兰州熟语中有四字格形式的熟语，“这类四字格熟语都是由几个词组成的，但都表达了一个整体意义，同词一样，在句子中被整体使用，充当某一个成分”。“这类熟语的结构形式是固定的，里面的字词不能随便增加调动。”“很明显，这类四字格的熟语具有成语的基本性质。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往往难于找到其来源，它们活跃在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它们是兰州地区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成语。”“兰州四字格成语的构造形式基本上和普通话中书面来源的成语是一致的，不过也有它的特点。”“总之，兰州方言中四字格的成语从结构上来看，同普通话来自书面语的成语一样，联合式的最多，联合式中动宾关系的又占绝对优势，叠字式和衬字式的数量较少，地方色彩较浓，外地人不容易理解，因此，要之进入普通话，也必然会更加困难一些。”[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