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最权威的文献典籍。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参见付桂桂，2002）《论语》一书言简意赅，内容博大精深。早在宋代，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自16世纪末以来，《论语》开始被译为西方语言。《论语》的英文翻译，最早见于英国传教士马希曼(Joshua Marshman)的节译本The Works of Confucius(1809)。随后是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顾利(David Collie)翻译的The Four Books(1828)，该译本成了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翻译四书的直接先驱”（参见程钢，2002）；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论语》Confucian Analeets收入186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一卷，该译本是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版译本。理雅各之后，西方译界不断有新译本出现，较有影响的包括：威利(Arthur Waley,1938/1998/2005)、庞德(Ezra Pound,1951)、柯立瑞(Thomas Cleary,1992)、道森(Raymond Dawson,1993)、莱斯(Simon Leys,1997)、安乐哲和罗思文(Ames Roger & Henry Rosemont,1998)、斯林格伦德(Edward Slingerland,2003)等。在国内，晚清学者辜鸿铭于1898年推出第一个译本。此后国内学者大约有20余人翻译过《论语》。目前，较有影响的全译本包括：刘殿爵(1979)、程石泉(1986)、丘氏兄弟(1991)、李天辰(1991)、老安(1992)、梅仁毅(1992)、潘富恩与温少霞(1993/2004)、赖波与夏玉和(1994)、王福林(1997)、黄继忠(1997)、李祥甫(1999)。而林语堂(1938)、丁往道(1999)、马德五(2004)、王健(2004)、金沛霖和李亚斯(2005)以及赖波与夏玉和(2006)等皆为节译本（详细参见汪福祥，1996；王勇，2006）。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译本总数不下于40种。而译本研究也成为国内近20年《论语》英译研究的一个焦点话题。 1.关于《论语》英译本的研究状况 从我们收集到的相关38篇期刊论文和15篇硕士学位论文来看，译界主要集中研究理雅各(1861)、辜鸿铭(1898)、威利(1938/1998/2005)、庞德(1951)、柯立瑞(1992)、赖波与夏玉和(1994)、安乐哲和罗思文(1998)等人的译本（参见王勇，2006）。其研究方法，一是将原文与译文作对比分析，然后集中评价译文的特色与不足；二是将两个或多个译本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然后归纳总结各个译本的特点或优劣；而研究视角主要从翻译风格、翻译策略、译者动机、读者对象和译本质量等五个方面入手；其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汪福祥(1996)、崔永禄(1999)、甄春亮(2001)、柳士军(2002)、付桂桂(2002)、王辉(2003,2004)、张小波(2000,2004)、车欢欢、罗天(2006)、刘永利、舒奇志(2006)、刘洪涛(2007)、丁建海(2007)。 译界对理雅各（下称理译）和辜鸿铭（下称辜译）的译本的看法，其意见褒远大于贬。例如：王辉(2003)认为理译将语义翻译和详尽注释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经义的传达，是汉学界和翻译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然理氏译经过于依赖朱熹，对中国典籍必多曲解附会。甄春亮(2001)认为理氏译经的目的是让对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的外国读者了解并掌握《论语》表述的事实。因此，理氏译本具有详尽的学术注释并采取直译方法传达原意，“是天才的翻译成果又是最详尽的研究成果”。王辉(2004)比较了理雅各和庞德译本（下称庞译）的翻译风格后认为，两者都是异化的成分多于归化的成分，理译是“近代汉学的开山之作和重要文献”，庞译“古怪精灵、轻松俏皮”。刘永利、舒奇志(2006)在对比研究理雅各和安乐哲的译本（下称安译）后认为，理译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译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张小波(2004)认为辜译“别出心裁”，成功地以“归化”的方式将中国文化作为强势文化推介于西方。车欢欢、罗天(2006)认为辜译是在翻译规范运作下译作顺利进入到目标语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丁建海(2007)从翻译策略的视角探讨了辜译和安译，认为辜译的目的是传播儒家文化并希望得到西方的尊重，因而采用“归化”策略；而安译则是顺应文化平等尊重、相互融合的背景而采用“异化”策略。 而对于威利的译本（下称威译），译界意见“褒贬不一”（柳士军，2002）。柳士军认为威译能充分再现原文信息，“具有翻译美”。崔永禄(1999)从译者的意图入手，对比分析了威译和柯立瑞的译本（下称柯译），认为威译注意细节的传译，尤其宜于学者进行研究使用；柯译通顺易懂，适合非学者型读者研读。刘洪涛(2007)从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等方面对比研究了理译和威译，认为两个译本都是不可多得的“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