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印欧语早期的历史比较 英国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86年在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皇家亚洲学会上所作的发言是18世纪开创历史语言学的宣言书。他说:“无论多么的古老,梵语的结构是奇妙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这两种语言都更为精妙绝伦。但是它们在动词的词根和语法的形式上有非常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绝不可能是巧合,如此的相同,以至于语言学家不得不相信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虽然这个共同的来源可能已经不再存在了。同理,尽管这些理由不是十分充分有力,我们可以假设哥德语(Gothic)、凯尔特语(Celtic),虽然混有不同的语言成分,跟梵语也是同源的;如果有机会考察古波斯语古老的性质,它也可加入相同的语系。” 这篇宣言书清楚地说明这些语言相同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亲属关系的,所依据的就是这些语言里的动词词根(the roots of verbs)以及跟这些词根有关的构词法(the forms of grammar)。他认为梵语的结构比其他古典语言更为精妙、丰富。这些观点对早期的历史语言学家是有启示意义的。 鲍培(Franz Bopp)在他1816年的著作中就是比较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其他日耳曼语的动词词形变化。不过他的研究比威廉·琼斯“宣言书”里那种直观的、信手拈来式的要更有系统,包坡系统地比较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等语言动词构形,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说明上述语言是亲属语言(Bopp 1816)。比如表1.01中相当于英语“to be”他称单复数动词的词形变化在一些语言里的元音
的交替: 表1.01
印欧语的辅音构拟及它们在各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经过Grimm's Law、Grassmann's Law和Verner's Law基本得到了满意的解释。但是元音的构拟和对应关系很长时间没人敢做,原因是梵语是三个元音:[a,i,u],希腊语(当时所知最早的文献是公元前800年左右),拉丁语(最早的文献是公元前300年左右),阿美尼亚语(Armenian)(最早的文献是公元600年左右)是五个元音:[a,i,u,e,o],日耳曼语(最早的文献是公元500年左右)是四个元音:[a,i,e,u]。梵语的三个元音跟希腊语、拉丁语的五个元音之间无法找到对应。早期的历史语言学家认为梵语形态是那么的整齐、辅音的种类也是最多的,所以都假定梵语是代表印欧语的最早形式,而其他语言都是从这个早期形式发展而来的。如果囿于梵语三个元音系统是最早的阶段,那么元音的对应问题、演变问题将无法解决。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批学者在研究辅音时发现梵语的腭化辅音和舌根辅音的分布不均衡,前者出现在[i,a]前,后者出现在[u,a]前,构词形态中也发现有腭化跟舌根交替的情况:
这种情形的本身就说明了梵语一定不是代表原始印欧语最初的阶段。而腭化辅音的产生跟后接元音有关系,如果最初的阶段是像希腊语、拉丁语、阿美尼亚语那样五个元音,梵语的三个元音是从五个元音演变而来,那么梵语中的腭化音变,跟其他语言元音的对应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有名的“腭化定律”(The Law of Palatels),见表1.02: 表1.02
腭化定律的发现标志着整个历史语言学的成熟,而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关于规则音变(the regularity hypothesis)的宣言则代表了十九世纪历史语言学研究的顶峰。 二 历史比较法的内容 印欧语研究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历史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历史比较法也是迄今为止研究语言历史最为成功和有效的方法。它通过比较亲属语言来追溯它们共同的原始形式。历史比较法不是仅仅局限于比较亲属语的语音,也可以用来比较亲属语的语义、形态、句法,不过语音比较最为成功,也是比较法得以存在的基石。 亲属语言的最终确认必须经过比较法的检验。也就是说要看在假设有亲属关系的语言里,基本词汇的语音形式是不是有成系统的,可以重复的语音对应。没有建立成系统、可重复的语音对应,那么这种所谓的亲属语言还只是停留在假设的阶段。表2.01是诸语言中基本词汇的语音形式有系统的对应(根据Campbell 2004重新编排): 表2.01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语中的k,对应于法语的∫或k,而法语的∫和k出现是有条件的: k————∫/—{前,不圆唇元音} ——k其他条件 所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语中的k,对应于法语的∫,如果后面的音段是前不圆唇元音;在其他情况下则对应于法语的k。有诸如上述同源词语音形式的系统对应,我们才可以确认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是有谱系关系的亲属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