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料到又回到了自己三十年前讲课的教室，而这么多老师和同学对我讲的问题感兴趣更让我很吃惊。我要首先说明，这一讲不完全是语言学问题，还包含了哲学、心理学、文献学以及西方诠释学的内容。我会尽量通俗地讲。 原来这一讲的题目是《语义的可释／译与语义的不可释／译》，后来备课时做了改动。因为“释”容易和西方的诠释学发生混淆，“译”涉及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不是这两个多小时所能容纳的。所以，我就只局限于汉语内部，而不涉及外语，但是没有妨碍，因为原理是一样的，现实的情况和面临的困难也是一样的。 把“译”字去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储备不足。我现在正在参与主持一个大的项目，就是把儒家的“五经”——《诗经》、《尚书》、《周易》、“三礼”（选小戴《礼记》）、“《春秋》三传”（选《左传》）——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七种语言。这五部经书是儒家文化的原典，其中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体现为后来中华文化的核心。从那时候起，中华文化融会了众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可是她的文化主要基因却集中体现在“五经”里。这个项目的专家论证会已经开过了，准备请十几位国外的汉学家参加，计划五年完成，其中译成英语用三年。在和外国专家一起工作的时候，或许我会积累更多关于语义可译和不可译的素材，那时候我可能会把“译”的问题说得更透彻一些。现在言归正传，我们先看今天我要讲的内容： 1.流行的观点及其来源； 2.语义的实际情况； 3.训诂学的困惑； 4.训诂学的经验（这里所说的“经验”是很不全面的，只是不可解释之语义的几种解释方法）； 5.简短的结语和感言。 先看第一个大问题：流行的观点及其来源。 流行的观点之一是训诂学就等于词义学或语义学。既然将训诂学界定为词义学和语义学，所以它就只解释字或词的意义。但是这个观点和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有的感受很不一样。自从跟随我的恩师之一陆宗达先生学习训诂学开始，陆先生就多次和我谈到过，训诂学绝对不只是解释字义和词义，句、篇、情貌，都属于训诂学要阐释的范围。他在“文革”前写的《训诂浅谈》里就是这样阐述的。“文革”以后，在全国高校教师训诂学进修班上，陆先生授课时又强调了这一观点。最初我想，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随着年龄渐长，思考渐多，开始觉得问题并非这样简单。训诂从全面解释语义蜕变为只解释字、词之义，这有一个过程。全面解释语义，是古代训诂家无一例外的做法。那么训诂学是如何蜕变的呢？从历史上看，清代的乾嘉学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民大学国学院揭幕和成立一周年所举办的研讨会，我都去做了讲演，其中第二次演讲的内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提出，国学的复兴要有两个解放：第一要从乾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第二要从“五四”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现在在训诂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乾嘉学派这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今天所做的报告是“离经叛道”之说。乾嘉学派是对理学的反动。宋明的儒学受儒家传统、佛道两教的润溉而形成理学，从而把中国的儒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当理学被官方利用，成为官方的标准以后，它就开始影响学术本身的发展了。特别是到了明代，人们喜欢谈“性”，谈“心”，空谈心性。不少人满口仁义道德，但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其结果是误国——大明皇朝灭亡了。因此，理学的末流，经常被后人批评的就是“空疏”。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人提倡不发空论，而是做实事求是的考据。乾隆、嘉庆时期，这一学派发展到了高峰，完全统治了整个思想、学术界。乾嘉学者所做的工作，就是专门考究词义。本来避免空疏、实事求是地考据字、词之义是好事，但是当考据之学成为所有读书人压倒一切的学问时，它的负面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这是乾嘉学派的影响。再来看西方语言学的影响：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广泛冲击的时候，本应该给考据之学带来巨大的冲击，给它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反动，但是实际上没有。相反，把这种风气变本加厉地发展了。西方的语言学有语音学、词汇学或词义学、语法学等分支。尽管西方也有修辞学，但是一般属于哲学的研究范围。西方的语法学要把语言分析到字、词，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语法学上的这种区分就更加细腻了。受语法研究的影响，词汇学，包括词义学的分析也更加细腻了，细到了语素、义素。比如“许嘉璐”这个词的语素，可以分析成“人、男人、老男人、已婚、喜欢抽烟”等等，然后画一个表，列上项，占了哪一项，就画个符号。这种基于分析的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比乾嘉学派更大。按照这种语言学的观念，传统的训诂学是一定要批判的。首先提出训诂学等于词义学这一观点的是王了一先生。他在上世纪30年代写的《论新训诂学》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但是在学术界长期遭受冷落。“文革”以后，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反而急速增长，其结果是，现在绝大多数大学中文系的训诂学课，实际上都是在讲古代汉语的字义学和词义学。鉴于以上的事实，我提出了两个“解放”的观点。 第二个流行的观点，是训诂学缺乏理论。任何“学”都要提升为抽象思辨的理论，这也是我们受了西方学术的影响。训诂学是否需要理论？应该说我们不能拒绝理论的思考、归纳和阐发，但关键问题是训诂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是不是一定要产生西方那样的理论？再者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学术是那样的发达，在秦、汉以后的一千八百多年时间里，一直居于世界的最前列，却没有产生一个所谓的训诂学理论，这是怎么回事？把这两个问题综合在一起，就引出第三个问题：他方土地上的苗移植过来，是不是就能结出中国的果呢？研究中国的语言，尤其是中国古代的语言，究竟是照搬别人的方法，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研究对象的特点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如果照搬有效，就说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普世性的，是绝对，而不是相对的。我个人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绝对的、永恒的。说“基本上”，是因为它也要发展，不断改进更新。但是研究精神领域的现象，不应该亦步亦趋地跟着自然科学的方法走，不应该是绝对、永恒的。如上所述，训诂学从传统的那样一个观念、范围、方法，蜕变为西方的字义学、词义学，乾嘉学派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是由西方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造成的。明中叶以后的中国，从思想上看是受发展到了极致的理学的统治，从政治上说是闭关自守，而就在这一时期，西方却正在进行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于是我们落后了，而且是长达二百多年的落后。英国仅仅一个营的兵力就能从塘沽炮台一直打到首都北京，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反思，我们为什么落后了？当急于寻找救国道路的时候，人们很容易认为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错的，都是应该抛弃的包袱，一切都要向西方学习。这种风气自然也吹到了语言学、训诂学的领域。王了一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师长、泰斗，但是师生归师生，真理归真理。王先生的老师就是写作《语言哲学》的叶斯伯森。在跟随叶氏学习时，王力先生发现西方的确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国际音标就比我们传统的反切先进得多。但这只是工具，人们常常误认为只要工具的先进，工具的生产国就先进。从19世纪起，在全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只有欧洲，其实就是西欧几国，只有那里的人才是文明人，那里的一切都至高无上，其他国家，也包括中国，都是落后的、蒙昧的。当然，当时要想把这样一种观念推广到全世界，是需要枪炮、子弹和军舰的，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确是在形成。这样一来，就在亚、非、拉美、大洋洲的广大地区，甚至欧洲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殖民地心态。我们可以把训诂学的蜕变，看成是科学领域中殖民地心态的一种反映。这种心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抵制——几次中西文化之争，其中就包含着这种抵制的心理。我有一位在香港教书的美国朋友就抵制经济全球化，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会造成全球社会更加不安，于是他拒绝使用计算机，一切讲稿都用手写。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但这些都是个案。另外的一种形式就是自惭，愧不如人——我们的学术不如人，我们的训诂学太陈旧了，一定要把我们的训诂学从语文学这样一个领域提高到语言学的层次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