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研究述评

      自1994年沈家煊与孙朝奋分别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语言学》上发表文章初次介绍国外语法化研究的理论和最新成果[1-2]以来，汉语语法化的研究引起了汉语学者们浓厚的兴趣，各类有关专著、论文层出不穷。根据我们的统计，自1994年1月至2006年12月，在《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语言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这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上，研究汉语语法化的论文共计87篇。国内共出版了包括沈家煊等编著的《语法与语法化研究》，李讷、石毓智的《语法化的历程》等在内的至少6本专著。2001-2005年分别召开了三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文拟以上述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上的87篇研究汉语语法化的论文和已出版专著为依据，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的研究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述评。

      一、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对象

      1.语法化研究对象的分类

      通过对上述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的统计，我们将得到的87篇关于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文章进行分类，见下页表1。

      从表1可见，比起语法化理论的研究来，国内学者更关注汉语的语法化现象。其中词汇的语法化与语法系统的语法化研究是两大热点，有关的论文篇目分别为26篇、27篇。句式结构的语法化研究相对就要少一些。词汇语法化的研究集中在动词、副词、介词和连词四大词类上，名词、形容词等其他词类基本上没有涉及。语法系统的语法化研究则包括：量词及汉语数量系统，“不”、“没有”及汉语否定系统，语气词、疑问词及汉语疑问系统，方位词及汉语方位系统，助词及汉语体标记系统。可见，国内学者所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汉语言特征比较显著的语法化观象上。

      表1汉语语法化研究成果的分类统计

      

      2.语法化的内涵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1]。该语法化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过程：一是实词的实在意义如何由实到虚，如词义抽象化、泛化、弱化乃至完全消失的演变过程；二是实在意义虚化的同时或之后，实词在频繁的使用过程中获得了进一步的信息表达功能，即意义实在的词如何成为一个表示一定语法功能的特定语法形式。在讨论“语法化”的定义时，我们不得不提到“词汇化”（lexicslisation或degrammaticalization）一词，我们认为“词汇化”也是语法化的一个方面。汉语中的一些结构短语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频繁使用，逐渐固化成词。如：本无直接结构关系的“不”和“成”经重新分析而丧失了其间的词汇边界，最终凝结成反诘副词“不成”[3]，偏正短语“其实”[4]固化而成副词。江蓝生明确指出，“语法化通常包括虚化和词汇化两个重要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跨层次的非短语结构也可能演变为一个虚词”[5]。西方语言学者提出过一种观点，即“词汇化”是语法化单向性的逆反过程，如英语中的“dare”，作为情态动词的特征越来越弱，而逐渐趋向于以动词的身份出现。王灿龙对此也有过专门的讨论，“绝不能认为词汇化就简单地等同于‘由虚到实’的变化，更不能将词汇化狭隘地理解为完全是语法化过程的一种逆过程”[6]。李明通过对“再见”类词的分析，发现这类词从惯用语而来，经历了由虚到实的不可思议的演变[7]，似乎与语法化单向性背道而驰。但是我们认为，该类词的语义已经脱离了词汇的原义，而与其在话语中的语用功能密切相关，它所表达的是整个话语的用意而非词语的字面意，表示“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主观性得到了加强，因此不能说成是“脱语法化”。在我们看来，词汇化与语法化并不构成矛盾。汉语语法化研究中的“词汇化”更接近于所谓“自动化”研究，属于语法化过程中的团块化和简约化，即在频繁的使用过程中，整个词团在形式上简化，形成一个固定的词汇。

      除此之外，语法化现象还包括语义表述如何经过高频率的使用而逐渐凝固成为特定的句法形式。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曾被一些语言研究者认为是“未成为主流观点”[8～9]，“忽视了语法结构（或句式）的语法化研究”，但事实上已经成为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一大热点。近年来大量的语言学者注意到了汉语句式语法化的问题，如汉语中“VP的好”[10]、“V得／不C”[9]、“非X不可”[11]等句式语法化的研究。

      3.语法化的机制

      对语法化机制的讨论中比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1)孙朝奋介绍了虚化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认知学的种种因素造成的”[2]，其中包括：隐喻、转喻和重新分析。(2)沈家煊提出了五种虚化机制：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12]。(3)张谊生认为汉语副词虚化的机制涉及了四个方面：结构形式、语义变化、表达方式、认知心理[13]。(4)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认为词汇语法化的因素包括：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变化、语境影响、重新分析[14]。(5)刘丹青提出了更新、强化与叠加机制[15]。(6)吴福祥介绍了国外语言学者所研究的重复及频率、语言接触、主观化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基本作用[16]。

      汉语语法化的机制大体可以归纳为：

      (1)语用因素。语法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为了满足通过语言传递信息的需要，因此交流的意图、语篇的信息组织是语法化的基本原因。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人们在表述一个命题的同时，不仅要表明自己对此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为了让受话者更容易理解，说话人还应该尽量地保证上下文结构、语义、逻辑、情态、语气等方面的一致性。而受话人也要依靠语境从听话人有限的话语中推导出没有说出而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在频繁的使用中，一个表述形式逐渐地固化成为能够表达这种隐含义的结构，那么语法化就产生了。

      (2)认知因素。语言的语法化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认识的过程。在语言的发展中，人类自身对语言的理解、分析等认知心理活动对语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隐喻”是指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即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抽象概念的方式。当人们的认知角度有所变化时，则存在“重新分析”语言结构层次的趋向，比如：取消分界和改变分界。吴福祥所介绍的“重复与频率”机制导致的三个相关的演变过程：“适应(habituation)、解放(emancipation)和自动化(automatization)”，分别是心理学和生态学的重要机制。

      (3)语言结构的制约。语言虽然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内部的各组成成分却是息息相关，任一成分产生变化，自然会引起其他成分相应的变化。与国外语法化研究的宏观性相比，国内语言学者更注重语言内部结构的制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因而相继提出了汉语双音化、语义演变、语法结构的改变、句法环境等方面对语法化的促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