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基于接触语言学架构和类型学视野讨论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受汉语影响而发生的处所介词短语位置的演变或变异。(注:本文的“(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范围限于侗台、苗瑶、南亚及南岛等语系和语族的语言,不包括藏缅语。)着重探讨的问题是:(i)哪些语言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发生了演变或变异,哪些语言还保留固有语序?(ii)这种语序演变或变异的机制是什么?(iii)如何判定这种语序演变或变异是与汉语接触而导致的? 本文以侗台、苗瑶、南亚及南岛等语系或语族的四十余种语言(见表1)为考察对象,材料取自相关的调查报告、语言志、参考语法以及研究文献。这些语言在类型上跟汉语大同小异:(a)小句语序为SVO;(b)使用前置词而非后置词;(c)具有连动式结构;(d)形态上属于分析性语言,缺少屈折变化;(e)有体范畴而无时范畴;(f)有量词范畴而无(严格意义上的)数范畴;(g)大多具有声调(contour tones)范畴。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给定一个“成分对”(pair of elements)A和B,如果它在同一个语系、语族或语支的不同语言里具有“A-B”、“A-B/B-A”和“B-A”三种语序类型,而后者(B-A)正好跟汉语的模式一致,那我们假设,这些语言固有的语序模式是“A-B”,“B-A”是受汉语影响而发生语序演变的产物,而“A-B/B-A”则显示处在“A-B>B-A”演变之中的变异阶段。换言之,我们把上述三种语序类型分别视为“未变(A-B)”、“在变(A-B/B-A)”和“已变(B-A)”三个演变阶段(第二节)。然后,我们从类型学的语序关联和发生学关系的分布模式等角度来对上述假设进行证明(第三节)。最后,我们基于接触语言学的最新成果讨论上述语序演变或变异的机制(第四节)。 二、南方民族语言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语序的演变和变异 处所介词短语指的是表达活动进行或事件发生的处所的介词短语(如“老张在床上看书”)。在这类介词短语里,介词的宾语表达的是事件或情状的背景信息(如“床上”),而不是事件的参与者(participant);句法上这类处所成分是主要动词的附接语(adjunct)而非补足语(complement)。 在汉语里由介词“在”引导的处所成分(“在+处所成分”)语义上有两类:一是表达事件发生或活动进行的处所(Locative),另一是表示客体位移的终点(Goal)。试比较: a.在床上看书[“床上”为附接语,表达活动进行的场所;属于事件的背景信息] b.书放在床上[“床上”为补足语,表达客体位移的终点;属于事件的参与者] 本文的“处所介词短语”只指a类介词结构,b类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表处所的附置词结构(PP)相对于主要动词(V)的位置,在人类语言里有V-PP和PP-V两种模式。比如英语里这种处所介词短语总是位于主要动词之后,汉语则位于主要动词之前: 英语:He is reading[in his home]. VPP 汉语:他[在家里]看书。 PP V 在我们所考察的南方民族语言里,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有V-PP、PP-V和V-PP/PP-V三种类型。(注:本文对这些语言中处所介词短语语序类型的判定(是V-PP、PP-V还是V-PP/PP-V),基本依据相关语言描写者的判断和举例。)我们假定,这些民族语言固有的语序模式同于英语(即V-PP)而异于汉语,而PP-V和V-PP/PP-V则是受汉语影响而发生演变或变异的结果。 1.侗台语 侗台语中,德宏傣语处所介词短语的位置未发生演变和变异,这个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保持固有的V-PP模式。例如: 傣语(德宏)(喻翠容、罗美珍 1980):
另一方面,侗水语支的标话、拉珈语、佯僙语、木佬语、蔡家话以及仡央语支的拉基语、普标语、仡佬语、布央语受汉语影响,处所介词短语相对于主要动词的位置已由V-PP变为PP-V,换言之,这些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通常已不再采用固有的V-PP模式。例如: 标话(梁敏、张均如 2002):
他们从早到晚都在里干活。 普标语(梁敏、张均如、李云兵2007):
南方一些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有V-PP和PP-V两种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些语言里处所介词短语的位置正处在“V-PP>PP-V”演变过程中。这种语序类型的语言约有下面三种情形。(注:跟V-PP、PP-V和V-PP/PP-V三种类型的判定一样,我们对下面三种变异情形的判断也主要基于相关语言描写者的断言和举例。由于资料的局限,本文对个别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位置变异类型的判断可能未尽准确,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重要的是,所有相关的语言,其处所介词短语的语序均已发生变异(处于演变过程中),差别只是变异程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