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雷尔森教授就指出传播学研究正在“枯萎”[1]，不过，那时的传播学界还充满着新生的朝气，所以雷尔森教授的文字时常被人提及，但似乎批评者多而反思者少。就在雷尔森文章发表的同一期刊物上，编辑还特意安排了施拉姆和其他两位学者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在笔者看来，虽然雷尔森的观点有些悲观，但冷静地反思传播学本身存在的危机，在繁荣热闹之中探寻可能无法收拾的败像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二十多年后施拉姆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到20世纪80年代，“传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2]15。 为深刻研讨传播学的困境和发展方向，美国《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以“躁动的场域”（Ferment in the Field）和“场域的未来：分裂与凝聚”（The Future of the Field: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Cohesion）为名，分别在1983年和1993年组织过两次大论战，两次讨论规模都不小，分别发表了35篇和48篇文章。两次讨论都涉及“学术身份”和“研究范式”等这些核心问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3]1-2本文即试图“连根拔起”传播学研究的深层危机问题，也就此提供一些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传播学的危机 第一，学术知识中，传播学的贡献相当低。美国著名的新闻传播刊物《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在1999年冬季号上曾刊登一篇文章，该文介绍说，自该刊1924年开办“新闻学公告”（Journalism bulletin）栏目以来，先后评介过5000本著作，那么，如此众多的学术著作中，哪些是最有影响的著作呢？该文通过调查业内专家，列出了35本“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新闻与传播学著作”，这些著作包括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李普曼的《公众舆论》、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等等[4]。这些著作，确实可以说是传播学领域的一时之选。不过，笔者通过美国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系统（JSTOR）检索发现，除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被社会学、营销学和农业推广学之类的学科广泛引用外，其他的传播学著作被传播学之外的学科引用的量并不大，有些著作甚至没有被人引用过。 这一问题曾引起过一些传播学者的关注，如休梅克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认为，在理论上，传播研究者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传播学量化研究虽然证明了很多假设，也有一些研究是从理论衍生而来，但明显缺乏系统的理论建设，因此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而不是依赖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二是我们自己研究得出的理论常常被同行们忽视，我们引用其他社会科学期刊的次数明显比他们引用我们学科的多，因而，我们必须在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中建立联系。在效力上，传播学术研究的有效性受到公众和传播业界的双重质疑：你们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吗？它们到底是什么[5]？ 第二，方法论的贡献同样不能高估。随着学界对传播概念的理解的变化，研究方法的选择也由创立之时对量化研究方法的独爱到当下多元方法并存。但这些方法大多源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传播学尚没有发展出本学科独有的研究方法来。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科总是在研究方法上争论不休，则表明这个学科本身是不成熟的。传播学正是这样一个在研究方法上还争论不休的学科领域。 第三，缺少统一的范式。鲜有人能说清楚传播学的理论核心是什么。分析不同的传播学教材即可发现，基于编著者个人的喜好，编写出的教材内容相差很大。安德森曾经对7本传播教科书中的相关传播理论数量进行统计，发现总共出现249个不同理论，其中有195个理论是仅出现在一本教科书中，而同时出现在两本教科书中的只有22％，至于同时出现在三本以上的则不到7％[6]200-201。从这一结果看，传播学“理论”样态多而散。此外，本尼格也曾统计过传播相关理论被引用的次数，试图找出最核心的传播理论，但结果令其失望[7]。 这一结果表明，传播学科的知识内涵不明、缺乏核心理论。究其原因，实乃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尚无共识。学界的分歧表面上是观念之争，实则是学术场域权力之争。因为，“在文化资本的类型与社会学的形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作用，不同的研究者控制了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而他们又把自己所采用的社会学的形式作为唯一合法的形式来加以维护”[8]111-112，在这样的学术场域权力之争中，合纵连横，谁都想夺得霸主地位，认真坐下来商讨学科的进步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同样，似乎也没有一个学者能告诉学生们，未来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传播与技术？传播（媒介）批评？文化研究？健康传播？修辞研究？传播政策？话语分析？沟通与认同？抑或是传播的无奈？未来的传播学研究是要回到芝加哥学派的视角，还是继续现有的行政研究方向？基于个体的测量更能代表传播学的方向，还是强调社区或社会的研究才能真正揭开人类的传播现象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