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新闻教育的困境与突围 杨雨丹（复旦大学）/《新闻记者》，2009.2.79～82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虽然在学科建制上照搬了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模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对美国模式的精髓却学得形似而神不似，画虎类犬。公认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高校新闻教育虽然在观念上重视新闻实践，在教学过程中却逐渐脱离新闻实践。造成这一悖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产业化与高校扩招，教师的准入与管理，量化考核与行政化办学，重科研而轻教学创新等，都使中国的新闻教育与其所追求的目标渐行渐远；其中根本原因在于高校新闻教育以学校和教师为主导A，但在教学过程中却希望依靠学生和业界来推行实践教学。由于教学主导者在实践教学中缺位，新闻实践的各个环节没有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的过程得到具体的落实。因此，高校新闻教育的改进，必须立足于高校和教师本身，必须把新闻实践融会在教师参与指导的课程教学之中。 具体而言，可以借鉴美国校园媒体对学生技能培养的模式，在校内建设一体化的新闻实践平台，把实践训练纳入课程管理。所谓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是指建立服务于新闻实践课程和校园新闻制作的院级或校级媒体，学生的新闻实践以相关的实践性课程为依托，在老师和院校的管理下，通过在校园媒体进行实践来完成课程的各项要求，同时锻炼自身的使能力。此外，高校新闻专业的实践过程，应当贯穿整个学习生涯，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可能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而校内媒体则可以提供相对便利的条件。因此，校园新闻媒体设施建设应该受到校方主管表面重视，将其管理和考核纳入学校的全盘统筹。在管理和考核方式上有利于为实践平台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从未来发展来看，实践平台应该逐步面向社会，并在媒介内容和媒介经营两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在资金来源上，实践平坦可以考虑从院校拨款、社会和媒体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以及赢得企业广告三方面筹集资金；其次，媒介内容方面，应淡化宣传，走专业化、对象化发展道路；在经营方面，实践平台可以与兄弟院校合作，互办发行，扩大发行量，为赢得广告打下基础。条件成熟的媒体，可以上网，甚至联合组建全国性的校园媒体网络，逐步形成品牌效应。 收视率新批判 姚广林（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现代传播》，2009.1.99～101 跨国广告公司WPP恶意收购TNS以后，与AC尼尔森公司进行了部分资产互换，尼尔森公司从2009年起退出我国电视受众收视率调查领域，独留下TNS下属的央视-索福瑞公司，造成了独家垄断的局面，这不能不让人开始密切注意跨国广告公司通过市场垂直整合，暗中操控我国电视广告市场的图谋。针对目前的电视媒体的市场发展和收视率调查现状，提出最新收视率批判观点：第一，独家垄断提供的、为跨国广告商所控制的收视率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二，收视率所推动的“商业电视伪逻辑”正在损害国有电视体系的经济基础；第三，“收视率至上”的行业思维模式推动着电视内容沿着“低俗化”的方向螺旋式地下沉；第四，由收视率指标所摆布下的中国电视媒体正在丢失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政府对受广告商控制的收视数据进行监管，对独家提供收视率调查服务的公司启动“反垄断调查”，并且禁止由强势广告商单方面确立广告收视率结算方式；二是将新闻和公共等公益性地面频道独立出来，建立公共电视体系，根据公益要求进行经营，相对摆脱收视率的纠缠；三是建立标准的，可量化的“反低俗化”条款，对电视台及民营制作公司同样有效，颁发中国的“反不雅言论法”，依法治理电视内容“低俗化”。 网络传播效果聚焦家庭和社区 潘霁（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界》，2009.2.42～45,50 按照网络对个人、家庭和组织三个层面的影响考察美国已经发表的对网络传播效果的研究，可以发现网络在个人心理层面的效果主要是负面的；对于家庭相对效果更加偏正面，网络对于家庭成员获得信息和相对简单的快乐体验是有促进，而其负面效果以及有争议的地方主要是对家庭成员之间及其同外人的关系、界线造成一定挑战；对于有明确目标并追求效率的各类组织，网络的效果则大多是正面的。这样看似矛盾的认识，缘于网络效果研究在三个层面上采取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对效果的评价标准。因此，研究网络的效果首先要找到一个对效果进行判断的确定的价值立场作为起点。迫切需要的是研究网络如何影响家庭社区关系以及个人幸福，以回答在网络时代传统社会关系发生怎样的变革而个人是否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幸福的社会中。在确定这样一个立场后，需要进一步确认研究的路径和层次。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把网络对家庭关系和社区的影响放在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中来考察，并最终关照到扮演各种角色的家庭成员的幸福感是一条能够深入了解网络效果的路径。而聚焦在考察网络对家庭以及社区关系和功能的影响，把现代化对于效果的无情追求作为背景，将对个人幸福感的关怀当作考察的最终落脚点，就能催生出新的研究假设和视野。这些研究假设和话题在已有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它们很可能恰恰是把握网络真正社会效果的“终南捷径”。这些话题和假设是：首先，电信远程通勤者（依靠网络在家办公的人）对于普通家庭生活、社区联系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其次，通过网络实现的脱离地域限制的“在场”会对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和情感交流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它同实际肉体的共处相比有哪些关键的不同呢？虚拟家庭能否发挥传统家庭的社会功能呢？最后，如何利用文化资源在网上建立、维持特定社区并同生人进行相处？网络是否会改变中国人同生人接触的行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