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9)02-0008-3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为了更好地向前看，需要适当地向后看，了解我们从何处来，才能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为此，我们特别留意了改革开放初期创办的三种新闻传播学期刊——《新闻学论集》（1980-1999，2007年复刊）、《新闻学会通讯》(1980-1989)和《新闻学刊》(1985-1989)①中的诸多内容。从中，我们可以回顾并发现许多当时或许不甚注意，或许习以为常，而今天看来却应该注意或改正的东西。本文拟对3刊中有关新闻传播学数学方法的使用做一些介绍与评论。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数学较人事科学有一种大优点，它所以有优点，正在于它的各个观念是可感的、明白的、确定的，它们的最小差异也可以立刻被我们所觉察，而且同一的名词总是表示同一的观念，并没有歧义或变化。”②然而，数学科学性的这些优点，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步阶段，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维的延续，被有意压制和忽视，直到改革开放多年之后，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本文讨论的目的，不在于批评哪个人，只在于总结经验，真正理解学术研究的本质，谨防用政治替代、冲击其他的错误重演。 一 如果回到1980年，那时我们如何认识量化研究的呢？当年，我国一位传播学研究者这样写道：“不少美国的新闻学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统计、逻辑和数学的方法……随之还相应地出现一些数理公式和逻辑符号，使人看后实在费解……其实，不过是些唯心主义糟粕。”③这段话在发表的时候很平常；然而，今天读来不免令人扼腕。现在去翻近30年前的“旧账”，绝非追究谁的过错，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过错，观念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上面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198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新闻传播学量化分析方法的普遍态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各种研究中都很少采用甚至有意回避数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第一届研究生中，有一位使用较为简单的百分比量化分析报纸版面的构成，答辩的时候差点没通过，因为多数委员认为这不是研究，这位学生虽然毕业了，但没有拿到硕士学位（我国硕士学位1981年起实行，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入学时没有学位培养计划，故1981年毕业时，作为试行，从严掌握，这批学生中三分之一不给学位）。 对量化分析的漠视和否定，主要在于那时我们尚不知道什么是科学方法论，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尚来不及纠正。研究者们必须把新闻传播学看作是某种“有立场”、“有感情”的学问，“我们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是更好得多吗？”④在那样的背景下，任何提到“客观”、“纯粹”观点和说法，都会被视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少起了涂脂抹粉的作用”。⑤因为，如果“客观”了，“纯粹”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也就难以分辨出来了。而量化分析，是不会讲究这些的。 这种完全摈弃统计、逻辑、数学方法的研究状态，1982-1983年出现些微转机。当时，报纸开始普遍提倡“为读者服务”。问题在于：办报人不了解读者，又如何“为读者服务”呢？于是，基于“为读者服务”理念之上的读者调查活动取得了合法的活动空间。1982年通过计算机处理调查数据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十分罕见，陈崇山、柯惠新等人领导一批年轻人一次开展了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当时担任北京《新闻学会通讯》责任编辑的朱向霞谈到这次读者调查时说：“这在中国是首创，影响很大，意义更大。不过，当时的调查显然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次读者调查活动的成果，最终反映在了《新闻学会通讯》上。1983年《新闻学会通讯》第1-2期刊登“报纸如何为读者服务”专题，开始了关于“服务性新闻”的轰轰烈烈的讨论；1983年第5-6期则是厚厚的1982年调查的报告专刊；1983年第18-19期刊登了多篇讲授调查方法的文章，其中包括译文《美国民意调查方法介绍》。 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颇具规模的调查和分析，不过是数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实践的最浅层次，其方法是简单的数据统计。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论：“调查无疑一直是简陋的但却是基本的因素。”⑥在调查这一层面，学者们采用数学方法研究新闻传播学，很大程度上出于“实用”的目的：因为要研究读者的需求，用统计方法调查读者的态度更科学和准确，仅此而已。即使这样，该项调查因为《中国日报》报道时采用了“民意调查”的英文，曾受到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查问。刘海龙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1982-1983年读者听众观众抽样调查，恐怕连‘研究读者的需求’也还谈不上，它的主导思想与出发点依然是党报的群众路线。”⑦ 从“科学方法论”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与反省，并进行自觉论述，大约是1987年以后的事情了。 二 我国引进传播学后,1983年传播学一度被视为“精神污染”。一时间，除了批判传播学否定阶级斗争的文章外，介绍传播学、探讨传播学的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有关信息论、系统论的探讨却依然在进行中，譬如，喻国明在《新闻学论集》第8辑上发表的《新闻作品信息含量问题初探》一文。该文向读者介绍了“熵”这个概念，同时巧妙地提出了一个颇具见地的公式： 新闻作品的信息含量=新闻信息／信息符号 这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正是利用数学方法建构的。 不管怎样，到了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被认可。陈力丹在1986年的一次讲座中总结了1979年以来的40个研究话题，其中第13个话题涉及量化分析。他说：“读者调查或称‘民意测验’，不仅是一种实际活动，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研究。它涉及数量分析、心理学、社会学、系统论、控制论、计算机技术等许多学科。自1982年以来，我国已出现一批有关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在一些新闻单位，读者调查纳入了定期的日常工作。”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