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思考与展望

作 者:

作者简介: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陈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新闻晨报》记者。(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国际新闻界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所进行的理论思考,从30年研究的进步、经验和问题入手,结合近两年的理论研究亮点,展望未来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呼唤标志性成果与自己的学派、大师。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0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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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08)12-0005-07

      回首30年:进步、经验和问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们试着从理论层次、制度层次对过往理论探索和研究,进行带有根本性、规律性的反思。历史将证明,这是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从1978年某些人认为“新闻无学”到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并由专业学科目录标定新闻学与传播学为一级学科。从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只有一名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成员到独立组成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评议组。从1983年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高校共14所、教师364人、在校本科生1482人(仅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0.12%)、硕士生103人、进修生220人,到目前300余所高校设有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点877个、教师1万余人、在校本科生13万人、研究生超过万人。从1980年全国出版新闻学与传播学著作只有寥寥几种、发表论文只有几百篇,到目前全国每年发表论文数千篇、出版著作上百种。从恢复高考招生时全国无一所新闻学研究机构到今天全国高校有8个新闻传播学国家创新研究基地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众多省部级研究基地。这些数据足可以表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进步。

      纵观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近30年的历程,基本经验有:

      首先,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坚强支持,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巨变宏观大环境的全面支撑。上述所说的一系列数字就是明证。

      其次,研究者不断解放思想,放大胆子,走稳路子,当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的促进派。学者们坚持对各种阻力的克服,对各种压力的排除,对各种陈旧、保守、落后甚至反动观点的消除,他们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中敢于碰硬攻坚,敢于冲击旧观念、旧体制,敢于引进被某些人称为“资产阶级黑货”的新学说新观念、新体制。

      再次,打开国门,礼贤海外学人,广泛吸纳各种学说和成果,用以填补、修正、丰富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新闻学是较早打开国门,邀请海外学人来访,引进西方传播学,并广泛建立跨文化传播机制的学科之一。实行开放和跨文化传播研究,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极其有益。一方面,可以源源不断地传来海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动向和最新成果的信息,使我们及时把握学术走向,能同海外在相近时刻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便于我们邀请甚至吸收海外学者到中国高校任教,参与国内课题合作研究,指导国内研究生,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海外一流教授学者,并在这种接触与协作中了解海外科研新信息和新成果,熟悉新的研究方法,推动国内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同海外的双边或多边合作体制的建立,便于我们派出自己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到海外一流学校一流专业进修学习。

      第四,抓紧基础性研究不放,兼顾应用性研究,夯实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的根基。过去30年间,新闻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与范畴都曾经提到研究计划并被学者们认真研讨。新闻学原先停留在“五性一论”简单化的状态有了根本转变,“新闻无学”论已基本失去市场。1982年一批有识之士制定的对中国借鉴和引进传播学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十六字方针,既表明了中国传播学最先进入者的理论勇气,也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智慧。而抓紧基础性研究的同时,研究者们也一点不放松应用层面的研究。

      最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切实改进研究方法,保障中国高校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与学术繁荣。中国新闻学研究30年,每一个重要议题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完成的。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报道中,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方针展开的。关于党性和人民性关系讨论的展开,是在党委犯错误新闻界如何不再跟着犯错误的思考中进行的。报纸和新闻的商品性争议,是在媒介产业化进程中逐步深化的。新闻写作可以学习借鉴散文写作的方式和方法的建议,是为了克服新闻写作存在的呆板单调而发的。正是针对新闻改革的现实进行研究,所以由此得出的理论才有生命力和说服力,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新闻实践才会有真正的改进和革新。民意测验、舆情调查这些过去学术研究的禁区开始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并用之于社会实践,有力推动着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和学术进步。

      总之,经过30年发展,中国的新闻传播体制、传媒生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新闻传播业、新闻教育和新闻科学研究在以下五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①

      第一,新闻传播业实力增强,有力地保证了整个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壮大。

      第二,努力创新体制,正在营造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第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国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第四,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研究结出硕果,新闻学基础理论趋向繁荣。

      第五,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学术团队的梯队建设初有成效。

      与此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在各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展开探讨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新闻改革受三个改革和三个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和改革力度不相同的影响。

      第二,新闻改革遇到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攻坚瓶颈。目前对新闻传媒没有实行分类定性和分类指导的方针,对传媒业的性质、功能、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不加区分,又增加了攻克这些瓶颈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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