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变迁 中图分类号：G249.27；D4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8)06-0100-06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电视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并迅速普及①，由此，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之关联便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 围绕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已有的研究路径主要有四种。一是农村大众传播状况、问题及对策研究，属对策性研究，是较为典型的大众传播研究[1]；二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大众媒介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方晓红等对苏南地区大众媒介与农村的调查[2]，多为定量研究，这种量化研究并没有进入乡村生活的深层逻辑，因而没有就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提出富有解释力的框架；三是从后现代的文化批判立场，以富有激情的想象力，对电视作为一种理性技术如何奴役人们的精神生活展开文化批判[3][4][5]，这主要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而不是经验研究，文化研究者所关注的乡村文化变迁多是这种路径；第四种研究路径是从作为一个整体的乡村生活出发来研究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一部分学者采取民族志方法对电视媒介嵌入少数民族生活的过程进行了质性研究，侧重于过程呈现和理论建构[6]②，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以印度村庄为研究对象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7]，以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呈现电视对农民生活的影响，但由于作者过于侧重传播学视角，对村庄本身的把握并不够深入，导致对二者之间的关联的呈现不够紧凑，很多都是表面相关，更深层次的逻辑并没有被挖掘出来。 对大多数汉族社会的村庄而言，电视下乡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电视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已经“自然化”，对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已经潜移默化，这更加需要我们进行深度个案调查，以充分揭示出电视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相关性。 二、分析框架 我们关于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相关性的研究，将采用前文所述第三种研究路径，试图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生活中来把握电视，从而凸现出村庄生活的内部视角，而不是传播学的外部视角抑或后现代的文化批判视角。 具体言之，本项研究就是要回应分田到户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乡村社会中公与私的变化。此前，学界不乏学者从集体/个人关系的角度回应乡村社会变迁问题，有学者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揭示了乡村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原子化”特征[8]，也有学者发现了乡村私人生活变迁中出现的“无公德个人”现象[9]，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分田到户以来集体主义和公共生活急剧衰退这样一个重大事实。在笔者看来，集体/个人的解释视角过于西化和外部化，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集体/个人的逻辑，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并不是西方式的个人/团体格局，中国农村在观念形态和组织层面都没有一个清晰的集体/个人图景。相反，中国乡村社会是以家为本位的差序格局，公与私的关系及其逻辑则是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基础性方面，费孝通等学者已对之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并从公与私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10]。也就是说，公与私较之于集体/个人更加切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特质，也更加贴近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因而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变迁之内在复杂性也就更有解释力。 本课题就是要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去集体化”这一重大问题，并且试图从乡村社会中公与私的急剧变化及其与电视的关联来进行研究。电视作为一种现代媒介技术与乡村社会中公私的变化具有直接的关联，今天，电视已经成为乡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现代技术装置，就像美国人“独自打保龄球”一样，“独自看电视”业已成为中国农民的一个现实选择。电视下乡遭遇了乡村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急剧变迁，而农民对电视节目的选择和评价则又与农民在乡村公共治理和私人生活中的当下生活境遇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本项研究通过电视这种现代技术装置和电视节目来观察乡村社会公与私的变化，从而理解当前中国农民的生活观念、行动逻辑以及人际关联，在这个基础上就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之关联提出一些分析视角。 为此，笔者与课题组其他成员一起赴河南、江西、湖北等地农村做了为期3个月的驻村调查，力图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日常生活中理解电视与乡村的关系，注重内部视角，从农民和农村的角度来看电视与乡村治理转型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并在全国10个省市的24个村庄做了问卷调查，就电视下乡与乡村社会变迁得出了一些初步认识。本文以定性分析为主，兼及定量资料，从乡村治理、村庄性质以及人际关联等三个方面呈现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分析的着力点放在电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社会生活的关系，试图为理解电视与区域性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的内在关联提供一个路径。 三、电视与乡村治理 调查发现，当前乡村生活的主体农民即中老年农民尤其是男性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收看热情，课题组对870位农民的抽样调查显示，54.5％的青年农民、64.1％的中年农民、58.4％的老年农民都喜欢看新闻联播，并且一致认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最可靠，最真实。农民对中央新闻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尤其是涉农政策这一块，对国家涉农政策的变动和出台非常敏感，并一致认为当前中央的农村政策很好，“对农民很好”。与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对县、市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没有多少收看热情，评价相当低甚至非常反感，农民的说法主要是地方电视台的“新闻不新”，“不真实，很多承诺兑现不了”。农民对中央新闻的高度热情和对地方新闻的冷漠甚至反感，这是当前农村中的一个现实问题。这种态度反映在对新闻节目的态度上，就是中央新闻是真实的，地方新闻是糊弄人的。在笔者看来，农民热衷于收看中央新闻并且认为中央新闻是最真实最可靠的，这一现象是当前乡村治理转型中的问题，需要在农民国家观念与乡村治理转型的二维视野中给予理解，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日常生活中来把握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