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的情景分析

——以1950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关键词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九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传媒话语历经政治话语、经济话语两个阶段,现在正向人文话语转变,这正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由政治社会转向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的历史过程。本文仅以1950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为例,通过情景分析,深刻揭示中国当代传媒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同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经历政治社会这一阶段时所留下的历史印迹,说明中国当代传媒就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中国当代传媒至今也没有超越“党报时代”。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0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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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219(2008)05-0052-06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传媒话语,历经政治话语、经济话语两个阶段,现在正向人文话语转变。政治话语存在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经济话语存在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新世纪以来则出现了人文话语,并且大有成为主导性话语的趋势。中国当代传媒话语这一阶段性变化,正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由政治社会转向经济社会,再向人文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的阐述功能,常常取决于“关键词”的选择和运用;若从情景分析的角度廓清其社会意涵,那么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的“语境”,或者说中国当代传媒话语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情景关系也就清晰可辨了,中国当代传媒话语对中国当代社会情景真实的阐述也会一目了然。为此,本文从《人民日报》1950年至1977年元旦社论的政治话语中选择了“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键词展开研究,旨在说明:在这10多年时间里,中国当代传媒的政治话语是如何反映传媒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性的?它又是如何阐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动的?虽然《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当代传媒都属于国家所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新闻宣传和信息传播活动,因此,《人民日报》的代表性还是可以确认的。

      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2年到1966年,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话语中使用率最高的是“改造”。此前,即1950年至1951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用的是“改革”(或社会主义改革)一词;此后,即1967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偶尔提及“改造”,“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则成了常用词。但经综合考察,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政治话语系统中,无论是“改革”或是“革命”,都与“改造”的社会意涵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从它有时将这几个词混用或互换中可以得到证明。为此,本文把“改革”和“革命”都纳入到了考察“改造”这一关键词的社会意涵的视野之内。

      “改造”,即“社会主义改造”,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它所阐述的社会情景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大的方面,是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指的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在论及“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时说:“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三者是互相配合的。”①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而农业合作化又是建立在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因此,土地改革应当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民日报》1950年元旦社论指出:“在封建剥削制度没有废除的地方,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占有土地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残酷地剥削农民”,“这种封建土地关系及其由此产生的封建反动统治,是中国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酝酿复辟的社会基础。”这篇社论还援引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一段话:“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② 依这篇社论所言,土地改革就是废除封建土地关系和封建统治,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土地改革又是在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减租减息和建立革命秩序的基础上展开的,据此,土地改革实质上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其社会意涵不仅仅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是政治的和经济的意涵兼而有之。正如《人民日报》1951年元旦社论所言:土地改革“将使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大为增强。”③

      土地改革直到1952年春才基本完成。期间,土地改革几乎又是与国内经济恢复工作和国际抗美援朝战争同时进行。在国内,经济恢复工作从1950年到1952年,进行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恢复生产”被视为“严重的政治任务”。因为,从短期来说,得到解放的人民群众是否有饭吃、有衣穿,粮食和棉花产量是否能够达到甚至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这直接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恢复生产”也是为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做必要的准备。三年经济恢复工作成效显著,这从《人民日报》1953年元旦社论列举的数据中可以得到证明:“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65%,主要的工业产品(除煤还略少外)和农产品都超过了战前年产量的最高水平。据初步统计,以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为100,则生铁为105,钢锭为170,煤为95,电力为114,水泥为153,棉纱为150,棉布为165,造纸为212,粮食为108,棉花为155。”④ 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大规模经济建设是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对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或目标,《人民日报》的这篇元旦社论有如下说明:“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而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贫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把实现工业化视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是非常正确的,可惜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由经济战线转向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之后,这一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在10多年时间里都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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