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政策传播新模式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9)04-0009-06

      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国家发展鼎足之一。教育政策的好坏成败，是否得到推广和认同，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西方学者很少专门对政策传播模式进行研究，而以政治传播模式涵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政治学家开始提出政治传播的模式。如伊斯顿的政治体系的动态回应模式①、米铎的政治传播模式②。这些政治传播模式着重于政府与公众的交互作用，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媒体的发展和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进入政治传播研究领域，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得以突出，许多学者接受“中介政治模式”，即强调渠道——媒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然而，批判理论认为大众媒体不单是中性的社会影响渠道，而且更可能是政治和经济上最有权势者的帮凶③。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公众在传播中的地位重新被强调和重视，政治传播的目标由获得“媒体支持”转向获得“公众支持”。综合而言，政府、媒体、公众是政治传播模式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传播途径和传播关系是最重要的环节。无论所处的政治环境如何不同，三个要素和两个环节在政治传播模式的构建中应给予充分考虑。如图1所示。

      

      图1 政治传播模式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的政治传播模式的探讨始终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束缚。一种按照意识形态划线的研究认为，政治传播模式包括自由主义模式、社会责任模式和共产主义模式。按照这种草率的划线方式，中国仍被归类于由控制和宣传所主宰的共产主义模式。许多学者观察到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并不属于以上模式的任何一种。赵月枝注意到了商业化媒体在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的媒介景象不能用单独的党性原则或商业力量来解释，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④。黄提出了“从控制到协商”模式，他认为当前对中国媒体制度的讨论过分地集中在“控制”上，仅由市场和国家控制不足以理解中国的媒体商业化，而协商模式视21世纪初为中国从国家控制模式向一个国家—媒体—市场—社会协商模式的过程。“每一方在做出决定之前都要或多或少地考虑它方的利益和可能的反应。”⑤

      本文试图从传播要素、传播途径和传播关系入手，而非意识形态视角对中国教育政策传播模式进行探索，并阐发模式变化对中国政治传播整体图景的启发性意义。

      一、教育政策传播背景及六种模式

      在中国，国务院和教育部是真正的教育政策的决策者，以下的政府和教育行政机构实际上就是教育政策的执行者⑥。教育部是主管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他们研究拟定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起草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草案；研究提出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和全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拟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以及教育发展的重点、结构、速度，指导并协调实施工作。教育部办公厅负责教育部的新闻宣传和信息工作，是教育政策传播的主管机构。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在教育政策传播的新闻发布上起重要作用。我们对中国教育政策传播模式的研究主要依托对教育部的传播行为的分析。

      对于中国教育政策的传播现状，一种模式不能概括要素之间的关系。就研究中国教育政策传播模式来说，同样需要重视研究政府、媒体和公众这三个要素和传播途径、传播关系这两个环节。对于中国政府的政策传播来说，共有三种途径：政府内部系统传播、媒体中介的传播和政府对公众的直接传播⑦。三者的传播关系可以是单向的或是双向的。根据传播途径的不同和政府、传媒、公众的不同传播关系，即单向传播、双向传播，我们把中国教育政策传播模式分为六种，见表1。我们将根据六种模式的发展趋势，阐述中国教育政策传播的模式变化。

      

      二、内部系统传播：从直线模式到波形模式

      直线模式的内部系统传播是指主要依赖行政组织结构，形成以科层制(也称官僚制)为依托的层级递推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按照政府机构层级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会议、报告、文件是内部传播模式的主要方式。在直线传播模式中，政策信息的传播呈现明显的单向特征。以往，就教育政策的传播而言，其传播模式通常如图2。

      

      图2直线传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