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064（2009）03-0019-05 一 社会流动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和地位变化的现象，是个体或群体从一个阶级、阶层和职业向另外一个阶级、阶层和职业转变的过程，反映社会结构在动态上的改变过程；概括地说，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变化和角色转换的情况。[1]社会流动可以区分为“起点”社会流动和“过程”社会流动，前者指的是社会成员的初次社会流动，在现代社会一般指的是社会成员完成学校教育进入职场；后者指的是社会成员在工作过程中实现的社会流动。 在探讨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方面，西方社会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2]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代社会里，教育资格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另一种相左的观点则认为，“人们没有理由希望工业社会中教育的大幅度发展与社会流动的增加相联系，即使这种增长肯定会伴随着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降低，情况也是如此。”由此看来，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教育与社会流动无关。 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已经成为了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当然，这里的社会流动既可能是垂直流动也可能是水平流动。为什么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了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呢？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3]其一，学历和文凭成为个体向上升迁的一个最主要标准，这是大多数国家人才选拔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其二，个体的经济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其三，社会声望的高低往往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其四，代际流动与教育关系的研究案例表明，教育是影响代际流动的主要因素。再者，有关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也证明了个体学历对其社会流动具有重要影响。 不过，虽然已经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实教育在促进个体社会流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教育要能够充当这种主要因素还是有前提的。班克斯（Banks,O.）认为，“只有正式的教育资格成为较高社会地位的条件，教育与职业的关系才会加强。如果高社会地位可以循其他途径，如在职训练或运动、娱乐界的特殊才能而获得，则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力量就会减少。”[4]概括而言，教育要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需具备以下前提[5]：社会确认竞争性的人才选拔模式；教育资格成为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竞争性的人才选拔及社会流动没有外在的阻力；学校所提供的教育资格（学历）具有与之相应的资格标志；社会等级制的标准整合一致，即一定的教育资格能够获取与之相应的社会资源（权力、财富和声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教育是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教育有助于“谁”向上社会流动？不同阶层和性别的个体具有平等的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吗？从阶层的角度来看，冲突论学派认为，教育只是一种再生产的工具，它无助于下层阶层的个体的升迁性社会流动。进一步而言，“经济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复制了劳动的社会等级分工；教育的等级层次、类别层次与社会的等级层次相对应，不同的教育层次为职业结构的不同层次提供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学校之间和学校内部的这种社会关系的差异，也反映了在读学生的社会背景以及他们将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再生产理论”则认为，学校是文化传递的主要工具，但学校并不是“文化”公平和中立的传递者，学校在传递、再生产文化的同时，也再生产了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6]可以看出，教育为不同阶层的个体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流动机会，一般而言，中上阶层的个体可能占有了更多的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而低下阶层的个体可能获得的更多是水平流动的机会。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教育为不同阶层的个体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流动机会，那么，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情况又是如何呢？ 二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从性别视角来分析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需要分析教育与男性社会流动的关系和教育与女性社会流动的关系；考虑到当下社会中的性别关系，教育具有推动男性社会流动的作用几乎无异议，因此我们侧重在女性与男性比较的背景下分析教育与女性社会流动的关系。再者，在分析教育与女性社会流动的关系时我们侧重从“可能性”与“现实性”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下面我们首先从现代性和当代科技革命两个方面来探讨可能性。 其一，现代社会是不断消除不利于女性发展的陈规和行为的社会。从性别角度来看，现代社会已经不是父权制社会，而是仅存在父权制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遗产的社会。在麦克因斯（Macinnes,J.）看来，迄今为止，所有历史上有据可寻的社会都具备劳动的性别分工特征，其合法性有赖于对男女角色的天赋或神授的想象，这种劳动的性别分工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都给予男性以系统性的特权，男性总是比女性享有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并通过宣称男人凭借其性别天然优于女人来维护其合法性。麦克因斯认为，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的不再是父权制本身，而是其物质和意识形态的遗产，反过来，这种遗产又被现代性的主要社会关系系统地瓦解了。[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