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的特征及其发展前景①

作 者:

作者简介:
克莱因·索迪安(Crain Soudien),南非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教育学院教授,现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为应对不断深化的全球化,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推进工具性教育的发展,教育界随之出现了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不同声音。本文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从某些力量释放的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并在各种力量纷争、妥协中达至一定程度的结果。工具性教育过于强调个人主义的狭隘性决定了它不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推行民主教育,它的目标是寻找“好的社会”。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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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9)05-0001-06

      本文的目的是阐明这样的观点: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教育的深层次形式为世界提供了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惟一机会。全球化在重构原有劣势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发展可能性。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将世界看成一个复杂矛盾体,其中机遇和挑战一直共存,并保持紧密的联系。这种复杂的联系会因国家、地区和全球背景不同而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将论证以下观点:目前世界很多地区提供的教育不能应对由上述复杂联系所带来的挑战。绝大多数国家目前的做法是推进工具性教育的发展,这种工具性教育强调特定的几种技能,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内容。过于强调教育的工具性必然导致忽视现代教育的经典目标,工具性教育过于看重狭隘形式的个人主义,同时削弱了个人将自身看作社会成员的可能性和现实必要性。因此,比较教育作为从事差异性研究的学科领域,特别是处在高等教育层次的比较教育,应对这些问题提出中肯的看法,必须理解社会融合和排斥的过程,从而更好地发挥作用。

      “全球化”这个词自产生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在教育学中,与所有其他姊妹学科相比,比较教育学与全球化应该是联系最紧密的。作为比较教育学领域的学者,我们开始关注生活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意义。然而,在发起以全球和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运动之后,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是否真正运用了比较教育带给我们的优势,并逐步成为该领域的主要成员。

      一、何谓“全球化”——三种不同的理论及其批判

      关于何谓“全球化”的激烈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年(Hardt,Negri,2000; Maurer,2002)。争论的焦点在于我们是在见证旧时代的一次小转变,还是正在经历一次划时代的巨变。在这场争论中,以华勒斯坦(E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只不过是自16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程以来世界更深层次的发展。16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由一些地方势力控制的、按照政治因素划分的、由若干个独立国家构成的互相联系的世界。与此观点相反的是,那些相信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人却认为,在这场变革中,国家、社会关系和经济都围绕着基础性技术革新进行了重组,结果是政权、社会关系,甚至是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革(Rosenau,1990)。

      无论我们是在延续旧的传统,还是在创造新的世界,事实是世界在过去的2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动这次世界加速变革的动力是强大的高新科技,它们创造了创新性的生产方式和自由贸易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各种新主体的出现成为了可能。个人主义和个人行为已在世界各地扎根,并影响着更多已经成型的社会和团体。这些发展形式已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流动性,塑造了新的家庭形式、新身份以及新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Castells,1996)。上述趋势显示,这些社会新发展以及前所未有的交流方式已使民族国家在这些进程中受到弱化,然而仍然在努力保持自身的主权。

      这场全球化运动关键的观察家包括赫尔德(Held)、麦格鲁(McGrew)、戈德布拉特(Goldblatt)和佩拉顿(Perraton)等人。他们提出了研究全球化的三个主要派别,即超级全球化论、怀疑论和转型论。

      超级全球化论主要观点是全球化将民族国家从经济生产坐标轴的位置撤下,跨国生产、贸易和金融网络创造了一个由非人性市场主宰的无界的秩序。在这个网络中,权力是与高度流动的经济力量紧密相连的。民族国家在其中的作用降低到为管理新经济提供机制保障。乐观的超级全球化论者将此看作是第一次出现真正的全球化文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和政治组织普适性的标准第一次出现了动摇。

      与超级全球化论者相反,怀疑论者认为,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趋势不是新出现的,今天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只是现存经济力量强化为之的结果。怀疑论者没有看到国家的消亡,却看到了地区权力集团的出现,并指出世界的真正变化是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稳定。这种变化深化了不平等结构,保持了现状,并使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在很多边缘化地区形成。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是个“西方工程”——是对新形式资本主义的委婉表述,它在前苏联解体之后毫无挑战地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

      转型论者在运用以上两派观点的同时,反对两派的经济本质主义论。转型论者认为,全球化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重组了世界。与超级全球主义论者和怀疑论者不同的是,转型论者认为,虽然整个世界已融入了全球化进程,然而这场融合的性质却具有深刻的矛盾性。权力、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联系的新形式使新结构和分层出现。从新的分层结构中出现了新的、复杂的社会分层模式。在转型论者看来,全球化对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接纳和排斥关系产生了影响。正如赫尔德等(1998:8)说:“北和南、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再彼此分离,而是共同聚居在世界所有主要城市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发展,原因在于不断将经济活动与根深蒂固的地域边界相分离,以及伴随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例如欧盟。

      在赫尔德等人看来,全球化可以被放在一个当地的、国家的和地区的连续统一体中。连续统一体的一端是在当地和(或)国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组成的网络;另一端则是更广范围的地区和全球交流中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及网络。

      转型论凸显出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全球化有效地重组了融合和排斥的社会过程;二是全球化重新分配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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