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2-0046-05 1912年癸丑学制宣布废除《读经》并改造《修身》，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根本否定以来，传统文化教育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界乃至政治界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也成为中国教育思想必须要回答的重要命题。如何在现代教育制度中“安置”传统文化，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答案是，将传统文化有益的东西融入现代的知识体系中，既所谓的“纳中入西”①的方法。但这必然是以降低中国文化的地位、割裂其完整性为代价，这个方案是那些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难以接受的。与自由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者所不同，现代新儒家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进行创造性地探索：一方面，他们极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思想精华；另一方面，充分考虑现代性的特点，试图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教育之中。钱穆②在对中国传统变化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教育之精义，并在创办新亚书院过程得以实践，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许多做法仍然值得借鉴。 一、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义是人文主义教育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有其鲜明的特征，那就是人文主义教育。中国人文主义教育就是强调做人的教育，就是成就人格的教育。这种人文主义教育从根本上不是独立于社会存在之外的，而是来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精神。 1.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是它的人文性 钱穆是在一个“国将不国”的时代来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旨在揭示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格和气质，“为故国招魂”③。在他看来，民族精神就是文化精神，民族、历史与文化实在是合可为一，分可为三的一体关系。他认为：“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成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就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而现在已消失无存，这关键在哪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④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整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它来自于对人自身生存意义的把握，中国文化最大特征就是它的人文精神。他说，“人类的生命与其他生物的生命大不同。其不同之最大特征，人类在求生目的之外，更还有其他目的存在。而其重要性，则更超过了其求生目的。”“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惟一目的之人生。”[1]中国人对人的目的与意义带有很大的内倾性，更在于对“仁”的追求，这与以外倾为主，以对“智”的追求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是中华民族中带有很强人文性民族精神的表现。他说：“中国古人，原自有其一套人文和文化之观念和理想。何谓人文？物相杂谓之文，人文即指人群相处种种复杂的形相。物又指种类言可见大而至于血统不同，种姓各异之民族并存，亦已包括在中国古人此一人文观念之内。惟其人群乃由不同种类相杂而成，于是乃有所谓化。如男女合为夫妇，即化成了家庭。循此而往，群体日扩，人文日进，全人类相融，即化成天下。因此，中国人之人文观，乃由人之一观念，直演进到天下之一观念，而一以贯之。”[2]中国文化一本相生，演进不已，其核心就在于人文。“人文二字，指的是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及理想。中国文化之表现与成就，都围绕着这个人文精神作中心。故中国文化体系能融通合一，莫不围绕此中心，而始见其意义与价值。”[3]所以“今姑举其最大言之，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偏重人文精神一面，中国学术亦然”[4]。 钱穆认为，与西方人文精神不同，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可以简单理解为个体体验“道”、与道合一、践行天道的道德精神，其核心是做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就是“天人合德”的道德观，这种观念使得中国人感到天下“一本相生”、天下一家，因此中国文化带有很明显群体本位，义务伦理色彩，带有很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是西方宗教所无法相比的，因此中国文化又可称为一种“人文教”。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道德精神。”“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以能代替宗教功用者，以其特别重视道德观念故。中国人之道德观念，内本于心性，而外归极于天。”[2]道德最终落实到实践上，那就是如何对待与他人的关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只是在人圈子里尽人道。人道则只是一善字，最高道德也便是至善。因此说，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2]“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这一种道德精神，永远会在人生界发扬光彩。而中国人则明白提倡此一道德精神而确然成为中国的历史精神了，这是中国历史精神之最可宝贵处。”[2]这种道德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最高理论亦一最高信仰，是一亦哲学亦宗教亦科学亦艺术的人文教，是安身立命为人做人标准，核心就是做人。这个文化就是做人的文化，这个历史就是在不断追求做人道理中发展其文化的。“中国文化乃以这种道德精神为中心，中国历史乃依此种道德精神而演进”[2]。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人文，则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但此与个人主义不同。此每一单独的个人，要做人，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但此亦与集体主义不同。要做人，又必须做一有德人，又必须一身具诸德。”“人处家庭中，便可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以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