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3－0031－07 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关键词，大到国家体制，小至村社组织，从经济到教育，从思想到生活，从制度到习俗，改革无所不在，维新无时不有。而在改革中，历史是很少考虑到的，即使考虑到，基本上也是负面的形象，是被否定的，或用更时髦的话说，历史终结了。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对历史的态度正是这样的。 中国的教育改革无疑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局面。但教育改革中的问题也是极其严重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否认和回避历史。教育改革不是不好，但改革的方案、方法、程序等总是可以论证、讨论和完善的，一个改革在多视角多方面的审视、批判和讨论后总会比匆忙上马要好，一个多数人参与的改革方案总比少数几个办公室人员的文字游戏要好。但中国的不少教育改革却是个别领导指示、几个工作人员起草的东西。即使调研也是走过场的，也不会对已制定的改革思路和方案产生什么作用。而领导意图的产生和工作人员所接触的材料要么是实际的问题，要么是某种理论或其他东西，历史在教育改革的启动、论证和决策中是没有的。但实际上，不仅任何教育改革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而且如果教育改革没有或回避历史，也很难说是一个好的或成功的改革。 一、历史的态度 任何成功的教育改革必须有正确的历史态度。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态度，我们就无法理性地对待和处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就无法对现实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就无法对我们的民族特性有正确的体认，也就无法作出正确的教育改革。 这里所讲的历史态度首先是指我们的历史观。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看法在近代以后产生了混乱和错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一直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都是自信和自豪的，然而近代以后，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一而再再而三的挫败，几次现代化的努力都功败垂成，使得中国人对自身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本身都失掉了自信。学术界不仅对中国近代的历史持负面的看法，甚至对古代中国也持这样的态度，更有将近代的挫败归因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结果在中国的学术界和中小学教科书中都对中国的历史采取一种批判、否定和决裂的态度、认识和评价。维新时期，谭嗣同、严复视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是秦政，是强盗政治。五四时期，胡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1]，对中国历史都要重新检视真伪，鲁迅则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现代新儒家算是尊重传统和中国文化的，但也认为五四乃至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走着不断下降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中小学教科书把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则是专制、腐朽、落后、反人民的。当代不少学者在现代性的话语下，将古代中国描绘成一种前资本主义的、专制的、反民主的前民族国家的典型，言下之意就是中国要成为现代国家，就当否认中国特性和中国传统。 在这种不自信、挫败感和否定性的中国历史观下，历史就成为替罪羊。我们常常把现实的教育问题都一股脑地归罪于历史，对所有今天的教育问题不是记在“文化大革命”的账上，就是算到计划经济的头上；现在高考所产生的问题也要归罪于科举制，至于大学缺乏自主权也定要怪到中国传统文化身上。而唯独现在的当权者完全正确，不用对现实问题负责，同时改革也就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历史态度其次是指看待教育变革的态度。正如涂尔干指出的，人们对待教育变革有两种偏见，一是恐新症，一是恋新症。[2]中国人现在对教育改革同样持这两种态度，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政府官员、学校领导大多是恋新症者，他们高举改革创新的大旗，大力支持和推动改革，而且偏向激进的改革，倾向于经济导向、功利主义、绩效主义的教育改革。而人文学者、普通教师则大多是恐新症者，他们要么对改革持保守的态度，要么对改革充满疑虑，即使赞同改革，也多是温和的立场，倾向于以人为本、人文主义、理想主义的教育改革。这种态度上的差异在北京大学人事改革的争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持前一种态度的都是当权者或强权者，处在优势地位，掌握着发动改革的权力，控制着资源、政策和话语权。而后者则基本上都处于无权无钱的弱势地位，其话语很难表达出来，更难被人听见。更严重的是，前者义正词严，似乎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掌握着真理和正义，后者则背负着不支持改革的责难，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绊脚石，拖着学校前进的后腿。 正确的历史态度应该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应该树立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对中国历史文化应有保持一份敬意，作同情的了解。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制度、知识、思想、器物和整个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辉煌的，而不是平庸的；是先进的，而不是落后的；是生机勃勃的，而不是暮气沉沉的；是维新的，而不是守旧的；是智慧的，而不是腐朽的。不错，其中是有糟粕、有瑕疵、有不良，但世界上有哪一样东西是完美的呢？而且最伟大的文明和文化都有生命周期，美国和西方文明和文化亦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每一代人都应对其时代负责，方不负其历史责任。中国近代的问题、今天的问题不是祖先的责任，不是中国古代伟大文明和文化的责任，不是历史的罪过，而是近人和今人的使命。推诿是懦夫的行为，卸责是无能的表现。当今的改革者如果觉得自己的改革具有正当性，不但无需拉历史来垫背，反而需要从中国历史传统中汲取自信和力量。 最近，中国人好像自信了不少，这样那样世界第一、世界工厂、中国世纪什么的，刺激得中国人的信心大为膨胀。但细思深想，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经济上中国腾飞，自信随之增长，但全社会的媚外之态犹在，崇洋之心不减，骨子里还是不自信的。另外，经济上是有些成就，但在教育上我们还没有什么在世界上说得上的。甚至外国人把北京大学排在世界大学的前列，中国人却连北大自己都不敢相信。中国的学生可以进世界任何一所大学，可以上世界最顶尖大学的研究生院，但中国人依然一边倒地痛骂中国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批得一无是处，连幼儿园也不放过。可见中国人在教育上是一点自信都没有的。在中国内部，则是经济界有自信，教育界没自信，政府和官员有自信，老百姓没自信。因为国家的重商主义、功利主义，以经济为中心，政府围着经济转，官员围着老板转，教育等事业不受重视。在国务院和地方中经济部门的权力、地位远在教育部门之上，教育部门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都处于弱势，完全看经济部门的眼色。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改革决定常常都是由经济部门提出和决策的，或按其意愿来规划和实行的，教育部门却不敢驳经济部门决定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然而一旦这样的教育改革改乱套了，全社会指责的仍是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大学收费、扩招、教育产业化改革就是这种典型的决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