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础和核心建立起来的教育目标体系，公民教育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合法性为底线，以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基础；它由此表现为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主体性教育与平民教育特质，并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1]公民教育是世界性的，它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公民教育又是民族性的，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传统成为它的预制性因素，影响着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公民教育的展开和公民教育的设置，使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其内涵所及与包容的是一个变数。 一、一个调查引出的问题 我们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通过半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提纲，以笔谈和口谈的方式，总共访谈了广东省部分高校200名大三和大四的高年级法律本科生，调查研究他们接受法律专业教育后的人情观念。 调查表明，98.5%的学生认为，在中国法律实践中服从人情法则，是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发生影响作用的必然结果。在他们看来，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和谐，干什么都要适当地考虑人情因素。因此，司法实践中的人情是一个传承下来的习惯，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潜规则，是一个深深地刻在我们民族内心的印记。 95%的学生指出，当代法律实践强调人情法则的规范作用，是很多法律工作者适应残酷的社会现实需要的选择；法律教育灌输法律信仰的价值与意义，可是社会现实逼迫个体逐渐卷入人情的大熔炉，公正廉明等法律职业道德要求最终只能在顺从人情的大潮中被遗忘。他们认为，律师在法律代理实践中如果要接收到案源或者能够在诉讼中取胜，除了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还必须多与公、检、法各个机关部门的人员，通过人情的运用，建立良好的关系。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深谙国情，为了赢得诉讼，往往优先选择与司法系统有着密切联系和深厚人脉的律师。 57%的学生认为，人情干扰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甚至使人们失去了对法律工作者与法律的信任。在他们看来，当人情介入时，司法的公正诉求就变了质，换了样。沉重的人情负担使得中国很难实现司法独立，从而无法保障司法公正。法院在审理一个案件的时候，要考虑到一些其它方面的因素，包括来自公、检的，也包括来自律师的甚至犯罪嫌疑人的，这些都会影响到司法独立，影响到审判公正。 在人情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100%的学生选择服从人情的需要。他们认为，人情是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人情无处不在，世人无法离开人情而存在。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问题，并非势单力薄的法律专业人士朝夕之间所能改变的。既然无力改变，就应该接受。以法律的公正理想抵制社会的人情现实，反而可能会陷自己于不利之中。在一个人情味很浓厚的社会氛围中，如果个体仍然坚持“包公审案”时的不阿情怀，最终可能遭受社会现实的遗弃。 90%的学生认为，要改变中国司法领域的人情现状，从长远而言，取决于人们价值观念从群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变迁。但这种转变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因此，他们提出，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可行方案，我们只能依靠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司法监督制度、司法准入制度等，加强对司法行业与司法过程的规制。同时他们也对这种设想能否落实表示了深层担忧，指出如果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仍然以人情为主导，那么这些制度设计也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切实遵循。 众所周知，“人情”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维系交往关系的工具。它是社会生活中公认却又未能或无需明言的行为交往准则，正如学人指出的“关系、人情和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一文化概念”。然而，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始终摆脱不了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主线；另一方面，我们所调查的对象，都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基本没有接受传统文化的正式教育（指学校），甚至是成长于传统文化受到全面反思、扬弃的时代。而且作为法律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他们接受的专业价值观与人情文化观念恰好是相悖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却有着如此明显的人情文化的印记呢？ 二、文化传统的预制性 所谓文化传统的预制性，是指特定的文化传统对现实的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而显现的潜在、先在和先天的制约性和影响特性。包括80后在内的现代中国人，正生活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交错汇合中，生活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维文化向度共存的空间里，他们是现代的，亦是传统的；他们是传统的，同时又是后现代的。传统文化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样式和思维方式，同时使得文化的发展主要地不是表征为普遍的和制造的，而是呈现出经由历史延续而培育的特征。文化传统的预制性可以从其根源性、特殊性和生存性去分析。 1.根源性。每一文化必有其源头，也就是文化的根源。从源头到支流是一整体。从支流的角度而言，经过时间的流逝后，源头就成为传统。现实的文化无疑正是这一条条支流，它们最初始的传统就是其各自的源头。源头不同，那么经源头流淌出的支流会存在差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通过对其“轴心时代”观念的展开，从理论上论证了文化多元性的“原初”根源。在他看来，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了许多大思想家，他们从各自的反思路径出发对宇宙人生等根本性问题作出了思考，这些反思路径又是迥异而互不影响的，由此导致了经此路径发展而来的各民族精神文明形式的差异，成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构成不同民族生存的“集体意识”，世代影响并塑造着个体生命。杜维明在分析雅斯贝尔斯“轴心文明”的历史论证的基础上，得出鲜明的结论：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倾向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多元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而不同“轴心时代”的文明有不同的源头活水，不同的精神资源，不同的潜在力，不同的发展脉络。这种“源头活水”的根源性差异导致当今世界各种现实文明的差异和人们思维习惯、生活样态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