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份认同的瓦解与失范 遭遇了“大变局”的近代中国人，面对的是一幅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局自1840年起延续一个多世纪，个体直面的是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发生混乱和瓦解的困境。 1.民间习俗的变化。清末民初，人生礼俗、社交礼仪发生变化。基督教徒往往请教士给新生儿行“洗礼”，一些青年人争取婚姻自主，追求“文明结婚”、“教堂婚礼”，葬礼中开始用“黑纱白花”代替“披麻戴孝”。辛亥革命后废止官场跪拜礼，废止“大人”“老爷”之称呼，官员以官职相称，民间以“先生”、“君”相称。民间交际逐渐通行“握手礼”，拜见尊长行“鞠躬礼”。“男女大防”在社交场合逐渐淡化，男女学生开始自由交往。这些新礼俗、新礼仪在民国初年尽管还局限于大城市，但是这种以人格、身份平等为基础的社交礼仪，标志着旧秩序的渐趋瓦解。辛亥革命革除了象征满族统治的长辫子。清末民初，学生装、西装开始流行，“天足”开始取代小脚。西方饮食(西菜、汽水、啤酒等)逐渐传入并融合于传统饮食方式。其他源自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在晚清开始逐渐流行。 1905年，废科举而兴学堂。清末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述说了废科举后的忧愁与幻灭感：“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146-147 2.流传着的新世界。近代中国，一切皆新。“新”这个词构成了一连串新组合词汇的关键合成部分——借此来界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变化。“近代中国四处流传着各种有关新世界、新文明、新种族的传说，说他们有望远镜和牧师、军舰和大教堂、火车和公园、图书馆和博物馆、照相机和报纸。这些传说要比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的关于震旦的故事，比哥伦布带回的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或许更为神奇；传说中还有吃牛肉、全身散发着奶酪味道、胸毛长长的男人，以及长着蓝眼睛、袒胸露臂的女人；然后也流传着关于共和国、议会、宪法，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最后，还流传着关于穷凶极恶的毁灭性武器，它们远非中国的任何武器所能匹敌。”[2]338，342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至少有三件事情体现着新的特点：一是“新的”横扫了一切旧的。例如，从晚清“维新运动”到“新政”；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新文化”、“新文学”等；二是流行两个新概念：“时代”与“新时代”，这种新时代的感觉和意象，界定了“现代性”的一种精神风貌；三是20世纪初来自日文的“文明”、“文化”被引入中国(尽管文明、文化两词古已有之)，并开始和“东方”、“西方”结合成五四时期最常见的词汇，用来表达“两分的”、“对立的”、“东与西”的文明范畴。“这里暗中假定了‘西方文明’标志着一种社会进化论的高级阶段，标志着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3]54 3.意义危机与生存危机。社会大动荡、大转型引发出信仰无着、人生无从安立的社会危机，有研究者称之为“意义危机”[4]。意义危机首先发端于传统道德价值的迷失，即儒家一些重要的道德伦理价值动摇了。到五四时期，当一些狂热者要求对所有价值“特别是儒家的道德传统，重加评估之时，迷失状态达到了极致”[5]59。 紧接着出现了“存在迷失”。在广泛讨论道德危机时，存在着对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对生命存在的悲观意识。这种气氛弥漫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诗文中，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投入佛学研究，是想解决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更深层的“形上的迷失”，即科学虽然为中国人开出了一条新路，虽然能回答许多“什么”(what)和“如何”(how)的问题，可是对“究竟因”(ultimate why)却无法不缄默。因此，科学因其本质之故，无法取代传统中广涵一切的世界观[6]4-8。 显然，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受到了冲击，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开始动摇。五四前后，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现象。有人利用社会转型之机投机钻营；有人茫然失措，导致思想紧张和行为失常；有人甚至对人生和社会彻底失望，以至“自杀”或“出家”。据上海《民国日报》“本埠新闻”栏报道，1919年自杀的人数21人，1920年47人，1921年66人。据北京《晨报》“社会咫闻”栏报道，1921年4月至12月自杀者为103人。这些自杀者中形成社会舆论热点的，有愤世嫉俗以自杀唤醒国人的陈天华，有殉清殉道的梁济(巨川)及后来的王国维，还有悲观厌世的北大学生林德杨等[7]。 五四前后，社会和青年学生中出现了一股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崇洋风气，学习英语成为时尚。在大学联考中，英语的比重最大，学校的大部分课程使用英语原文教材。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大学，据说有80％—90％的教材是用英语编撰的(不包括教会学校)。北京大学有英文演讲社，《北京大学学生日刊》经常有英文作文比赛的报道，社会上自然也以英文水平为判断教师的标准[8]。 中国长期以来傲视邻国，向有自大心理，如此崇洋之风刺激了大国之民的自尊心，反弹的力量十分强烈。以传统文化权威相抗的莫过于抬出孔子。1912年孔教会在上海成立，翌年创办了《孔教会杂志》，提倡孔教为国教。1913—1915年间，许多省份都有孔教会与帝制运动的团体。袁世凯去世，康有为接着向新任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上书，要求在宪法里确定孔教为国教。他说，“如果不读孔子的经典，人们就不懂得立身处世”，“无孔教，即无中国”[9]，“今将欲救四万万之民，大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之新法，今尽灭之，而还其旧”[10]。有人甚至指斥崇洋风气“直与猩红热、梅毒等输入无疑！”[11]1918年9月30日，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校长布告”：“10月1日即旧历8月27日为孔子诞期，本校照章放假一日，此布。”北京大学日刊也循此例停刊一天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