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证为学科特征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在经历了一段辉煌之后陷入了研究价值异化的窘境，虽然研究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研究成果还在各个报刊杂志上公布与发表，面对教育社会学研究形式主义、历史主义等危险倾向的爆发，我们必须去思考这些研究究竟有何价值，也让我们不得不思索研究应何去何从。此时，教育社会学研究者研究思路的转换尤为重要，从个人困扰向公共论题转换的研究路径将担负起教育社会学研究摆脱困境的重要职责。 一、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四个危险性倾向 (一)用历史来推衍现实或当下 时间具有单向性与不可逆性，在时间长河中流淌过的事与物都终将成为历史笔下的文字被一一记载，我们暂且不去追问这些过去的文字是否真实(当然我们有质疑历史真实的权利，但当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去探讨一些问题时，只有在假设历史真实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否则我们将落入不可知论，对分析与解决问题没有一点好处)，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那些过往对现实有无延续性，有无启示。而我们的教育就是在规规矩矩地顺着历史的脉络小心前行，就犹如一个喜欢倒着走的人，面向着过去，却背对着未来。教育常常在复制着过去，教育的延续只在长度上增加而无实质上的拓展。研究教育的人当然包括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者们虔诚地跟随着教育的步伐保守地后退。经常有这样的现象，一到要解释教育中的现实问题时，研究者不是先亲临现场，而是先钻进书堆里去找寻可能性的“相同要素”的曾经，然后引经据典感慨上一番，再在所谓的科学的辩证主义思想上做一段无关痛痒的官方托辞，最终不了了之。仿佛只有历史才是有说服力的，仿佛只有扒开历史才能找到问题的源头，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曾经发生、发展过的事确实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解释力，但适当地参照与完全地遵从毕竟有着不小的区别。研究者常常在后者上费尽了心思，试图用历史来推衍现实与当下，最后只能导致又一复本的产生，引发教育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情境下的水土不服。教育是当下的，而对教育的研究更应该是正在面临的或是即将面临的，如果不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注定只能机械地倒带而不能真正前行。 (二)惯性地引经据典 现在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十分突出，是一种约定俗成也好，时尚风潮也好，如果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中没有所谓的大家或是西方社会学的经典论断，那简直就被认为根本不具备社会学研究的素养。随意翻开一些社会学的杂志，满眼的福柯、布迪厄，整段的“场域”与“资本”，全篇的“冲突”与“矛盾”，而这些义正词严的论断之前却是要冠上某某人这样说过或是那样说过。如果我们剔除掉这些之后，那就只是一个干枯的骨架，无血无肉，研究者在他的研究中消亡了，他成了既有理论的搬运工。好比一个萝卜一个坑般地简单，顾不上有的萝卜还放错了坑，因为只要有萝卜，只要有坑，就算完成任务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研究者宁愿整天整夜地泡在图书馆，而不愿意抛开书本自己去看的原因。而似乎只有那些能把经典理论运用得出神入化、玄而又玄的人物才能称得上权威，才能称得上“腕”。所以，名正言顺地引经据典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形式主义的圈套 谈到形式，不免深恶痛绝，可就是这些东西却又在人们生活中不断重复着，而且还颇有市场，在教育社会学的研究里形式风也很盛。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无非两种，一是质化，一是量化。关于两种研究方法的论争一度非常激烈，搞量化的看不起搞质化的，说那只是经过研究者加工过的相对奇特的故事，远称不上研究；搞质化的对搞量化的也没什么好脾气，说是只能与大堆大堆的数据打交道，看似科学、公正，但却只是一场无意义的数字游戏。我们姑且不去探讨质化优、还是量化劣，因为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量化与质化的形式框架下到底有没有内容，我们要研究的到底是实在的教育社会现象，还是现象之外的那层壳或是敲开那层壳的工具。研究者往往落入形式的作茧自缚中，自己出不去，也不让别人进来。关于研究方法的书籍出了一本又一本，常常是大同小异，而有建设性的，真正观照现实、关注公众困扰的却是少之又少。架子搭了一层又一层，铺垫一堆又一堆，却只是一座空城，苍白而空虚。 还有一种形式主义也让人不置可否，那就是看似深沉且很有学术味道的思辨研究。有些研究者不下基层，不集思广益，做研究靠的就是还算渊博的知识及还算有点灵活的头脑，基本的研究方式是拍脑袋、敲键盘，讲究的是措辞的严谨与否、语义的清晰与否及逻辑的合理与否，而对对实践到底有没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研究的终极关怀并不过多考虑，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学术研究不能单纯成为满足学者思辨偏好的一种手段，蜕变为少数人耍弄的文字游戏。思辨固然能够给学者带来精神活动固有的妙不可言的快感，但理应节制，因为这种追求一旦超过某个极点就会成为学人的孤芳自赏。”[1] (四)读者的空场 但凡社会科学类的研究，其成果的展示一般都以文本的方式呈现，而具有专业素养与专业修行的研究者在这一过程中将“排他性”演绎得十分彻底。研究者对术语及学术措词的苛求使得文本成为一种局限，无法直面公众，更无法为公众所接受。但研究者十分自如地把这些“成果”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并执著地拓展着这种成果，这些不断的堆积物虽然被奉为至宝，而在现实生活中仍然难逃鸡肋的命运。研究要面对的是教育中的普通人，是要为教师、家长、学生所用的，而艰涩难懂的社会学语词、生硬堆积的理论观点及居高临下的学术气势将这些普通人拒之门外，导致了读者的空场。缺乏读者，缺乏读者的反馈，很难想象是什么在支撑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走到今天。如果读者的空场能够让教育社会学研究者们感到尴尬的话那还不算坏透了。而可怕的是，许多研究者故步自封，沉溺于异化了的研究价值中不能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