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一场被称为结构主义革命的运动席卷了法国，并随之深刻改变了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观念和研究范式。但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结构主义阵营产生了分化，许多曾经的“结构主义者”开始走向更加激进、更具游戏色彩的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蔓延于西方学术文化界，逐渐被看作是一个更大的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并成为其核心成分和主要的批判性力量来源。后结构主义的许多观念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渗透和影响到诸多的学科领域，当然也包括教育研究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观念及其研究方法给予了今天的教育研究者许多的灵感和启迪。无论如何，我们今天都已无法拒绝或否认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已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和复杂的互动。笔者曾对结构主义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贡献与局限进行过初步的思考。[1] 在本文中，笔者将继续这一工作，对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的教育研究带来别样的启示。 一、什么是后结构主义 什么是“后结构主义”（post- structuralism）呢？顾名思义，从历史与时间维度讲，后结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之后（更确切地说是在结构主义发展的后期）出现的；从内在逻辑上，后结构主义意味着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批判、扬弃与超越。因而，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存在着双重关系：[2] 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而言，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和继承性：第一，两者都站在了批判人道主义（如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主体”、“自我”与“意识”的立场上。第二，两者都采用了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视角对社会和文化进行理解。第三，两者都承认无意识、潜隐的结构或社会历史因素对我们行为的束缚与统治，这种共同的理解都来自弗洛伊德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两者又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结构主义致力于通过对结构进行较为静态的共时分析来抹掉历史；而后结构主义重新对批判性的历史书写产生兴趣，强调历时分析，指出结构的突变、转换、动态性和不连续性。第二，结构主义有着明显的科学化抱负，而后结构主义通过在认识论上引进反基础主义，以及在解释学上强调多元视角主义，来反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后结构主义者们（如福柯、德里达等）显然是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思想。第三，与结构主义的“中立”立场明显不同的是，后结构主义者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批判倾向。第四，两者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结构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概念是“结构”，具有明显的总体化倾向；但对于后结构主义来说，与之相对应的最重要的概念是“差异”——除了差异还是差异，差异的背后一无所有，主张向一切总体化开战。可见，尽管后结构主义是以“反结构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但它并非完全独立于结构主义的另一种思潮。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而言，既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和继承性，又有显著的差异；它本身也可以看作是结构主义自身发展的后期阶段，它是把结构主义的批判性推向极端的结果。 后结构主义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对其背后隐藏的二元对立论和罗格斯中心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倾向。后结构主义继承了结构主义的“主体离心化”观念，但却实现了对“主体”的回归，并对主体进行了多层面的解构。后结构主义批评了结构主义忽视时间和历史的做法，重新引入了历史之维，但对传统的历史观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后结构主义反对真理的绝对性、结构的稳定性和能指／所指的统一性，提倡非中心化和多元化，并走向了对“文本－世界”的解构性阅读，展开了读写的双重游戏。在政治立场上，后结构主义放弃了结构主义模棱两可的“中立化”立场，旗帜鲜明地站在边缘化和非主流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背景下的权力运作机制与统治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进步等启蒙价值的虚伪性和危险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思潮蔓延于西方学术文化界，与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合流，或者说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但毫无疑问，后结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最深层的核心部分和主要的批判性力量来源，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许多主张来自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并成为了我们时代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才对教育和教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后结构主义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对教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了更好地把它运用于教育研究，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视角就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后结构主义教育研究的目的 后结构主义放弃了结构主义的理性主义及其宏大抱负和科学野心，不再去寻找万事万物背后的“结构”（认为这不过是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不再去追求“亘古不变的真理”（认为真理不过是权力的产物与共谋）。于是，后结构主义放弃了总体论的宏观视野，转向了微观领域，展开了零打碎敲的工作，走向了批判和解构，致力于深度理解和阐释。因此，后结构主义的教育研究不再把发现所谓的“教育规律”、构建宏大的教育理论作为目的，而是转向了对教育话语实践的微观分析，对教育中的“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解构，对主体塑造过程中“权力／知识”运作的微观机制的探究。后结构主义的教育研究者致力于社会和政治变革，期望通过研究能够为他们自身及其支持者带来切实的变化；他们致力于更好地理解权力，渴望推进变革，使权力更加分散；他们渴望确认不平等的不同面孔，理解其动态和善变的特性；他们更渴望去改变和消除社会中各种形式的不公正、不平等和压迫。[3] 但是，后结构主义的教育研究者不是以救世主的名义去拯救和解放别人，而是唤醒和启迪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自身的解放和自由。总之，如果用一句话形象地来概括的话，后结构主义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生产真理，而是为了减少无知。[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