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济史学会、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汤象龙百年追思纪念会”于3月6日在成都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财政部财科所、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地方志的特邀嘉宾，以及西南财经大学师生共200余人出席了纪念会。 一、矢志不渝，求索一生 西南财经大学赵德武校长在致辞中追述了汤象龙先生矢志不渝地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学领域上下求索的一生。他强调指出，我们追思先辈伟绩，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弘扬一种大师文化。大师是大学的灵魂与核心，是大学精神的缔造者。 中国经济史学会董志凯会长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汤象龙先生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做出的奠基性的贡献。她认为，汤象龙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开创了我国经济史研究中大量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之先河。汤象龙先生于1934年与吴晗、罗尔纲、梁方仲等人发起组织史学研究会，力主以研究人民、社会为主体的新史学，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专栏，后来又与梁方仲先生共同主编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共八卷十多期。自1978年起，汤象龙先生在罹患癌症的折磨下，对过去收集的海关档案资料六千件加以整理，缜密研究，在八十四岁高龄之时，于199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75万余字的巨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汤先生在经济研究所前身——社会研究所辛勤工作长达12年，经济研究所在经济史研究方面今日的成绩，是和汤先生等老一代学者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他们抄录和搜集的大量资料，成为本所经济史研究的宝贵财富；他们放宽视野，纵横捭阖，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为本所经济史研究的传统方法；他们重视史料与理论结合、重视计量研究，形成经济史研究范式，构成经济所扎实严谨的学风；他们注重学术研究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主张治史应该“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历史研究应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等思想，构成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精神所在。他们的著述和精神，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遗产，至今还在启迪和激励后人。他们的事业正在被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继承。 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谈到，汤象龙先生在清华读书期间，就以强烈的爱国热情主张把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和当时的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相结合。本科毕业时他在自己的学士照片旁题记：“革命先革心，自由先自治；脚踏实地，步步向前。”毕业后他留在清华作校长罗家伦的特别研究生，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发表了我国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专题学术论文——《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他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撰写了《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成为史学界公认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汤先生的爱国精神、科学探索精神和严谨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的典范。 二、现代性的中国经济史学真正的产生是在汤象龙先生这一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根蟠认为：汤先生的贡献，只有在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历史中才能准确定位。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人们思考中国革命应该往何处去，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就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更突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论战揭开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的序幕，形成了三股比较重要的力量：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他们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经济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以陶希圣为中心的“食货学派”，创办了《食货》半月刊，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还有一股力量就是现在经济所的前身—当时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三股力量中，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象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虽然在理论基础、经济形态方面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但他们更加关注的是通史和政治思想史，没有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深入研究下去，也没有相应的组织。陶希圣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但也缺乏严密的组织。只有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机构，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而且一直延续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条正确的研究路线，包括思想理论路线和研究规范。他们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太多的了解，但都倾向唯物史观。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自觉地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研究。同时，他们又十分强调实证，不搞空头理论，第一步工作是系统地搜集整理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最后才撰写系统的论著。汤先生在经济所的工作，有三件事情应该用浓墨重彩写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史上。第一件事是他和陶孟和先生1932年主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是一个规范、严谨、学术品位很高的一个刊物。比它稍晚的《食货》半月刊(1934年创刊)也发表很多社会经济史文章，起了很大作用，但文章参差不齐，从学术品位来讲应该说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二件事是他和吴晗先生等发起组织了“史学研究会”，集合了一批史学界的新锐，这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团体，其成员后来都成为史学界各个领域的台柱。汤先生是发起人之一，而且担任总务工作，实际上是主持史学研究会工作。第三件事是组织收集、整理清宫抄档。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三大新材料的发现，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重大契机和重要推动力量。这就是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和清朝大内档案。而搜集整理大内档案中的财政经济史资料，并用之于经济史研究的，汤象龙先生是第一人，是具体组织者。参加工作最多的时候达500人，抄录材料达12万件，其中一半以上采用了统计表格化的形式，成为半成品。这批材料已经成为经济所镇所之宝。不但是材料的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一工作所体现的研究理路——把系统收集整理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也成为经济所的另一种“镇所之宝”。汤先生自己也很看重这个事，他在自传里把刊物的出版、史学研究会都放在后面，把清宫抄档放在首位。他认为这是他在经济所的最主要的工作，最主要的贡献。这三件事都是开创性的，所以我们现在说，汤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创人之一，是名符其实的。很长时期我们对汤先生的贡献没有充分加以宣传，没有充分加以肯定，现在开追思会，也可以说是补做这一工作。汤先生在经济史研究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过早离开了经济所，影响了他的事业，制约了他才能的发挥。历史留下了遗憾，但汤先生晚年的执着和坚韧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纪念汤先生，继承他留下的宝贵财富，一定有后来人继续汤先生未竟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