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我国利益结构模式的绩效评析

      [中图分类号]C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69(2009)05-0032-04

      利益结构是一个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系统，本文关于利益结构的概念是指：一定时期内，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不同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关系结构和态势。利益结构对一个社会的运行、稳定和发展具有若干个功能：(1)导致社会中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变化，是影响社会冲突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2)利益格局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阶层分化过程的实质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3)为经济社会发展、运行提供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合理的利益结构促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提供经济发展的效率，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同样，它还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制度安排，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合理的利益结构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平衡机制的结合点。

      1978年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较为明显的分水岭，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目标和模式的分野，建国后中国社会利益结构模式也呈现出两个较为明显的区分，本文主要探讨1949年-1978年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绩效评价。

      一个利益结构模式是否合理包括两个因子：一个是经济因子，它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主要考察利益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动力支持；另一个是社会因子，主要维度是社会公平公正度，主要内容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合理度、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等，主要考察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的社会平衡力度。一个合理的利益结构模式应该是两个因子的恰当结合，既能促进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又能保持社会的相对平衡。

      以利益结构模式绩效的阶段性特征为依据将建国后的利益结构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8年，第二个阶段从1959年到1978年。在不同阶段，利益结构展示的功能和绩效具有不同的特征。

      一、20世纪50年代，利益结构在促进经济绩效增长和社会公平方面展示出它的双重优越性

      1949年到1958年的第一个阶段：建国后构建的利益结构既是社会制度变革的产物，又对社会制度的巩固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建国初期，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

      这一首要任务本身决定了建国初的利益结构模式隐含着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建国前国民政府利益结构模式的绩效；另一个是以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绩效为参照系。在这两个参照系中，第二个参照系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已经超出本国的范围，纳入到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之中。“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由此开始”①。中国领导人在实施追赶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中，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表明中国在经济绩效的发展速度和目标上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现实中的参照系。(见表1、2、3)

      

      

      从这三个图表可以看出：(1)从世界范围看，在1950-1965年期间，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绩效大体相当，计划体制国家甚至表现出一定的优势。这表明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体制中的其它缺陷；(2)从1950-1960年，中国的经济绩效不仅和同期的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绩效也是最显著的。

      这种利益分配模式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障，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的建设。从宏观经济来看，这种分配制度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积累率，这对于中国走出因经济落后、积累过低而形成的所谓贫困“陷阱”意义重大，它对保障中国在短短的28年间，基本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这种按照人口定量供应主要生活必需品、普遍的低水平的提供公共产品(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农村以集体为单位)，对于维持高积累条件下的社会稳定和人力资本积累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国家拨付基本建设资金506亿元，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了156个重点工程建设，建设了一批工业化所必需的过去又十分薄弱落后的基础工业，从而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取得了新中国建设的初步胜利。

      建国后利益结构的变革形成了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利益平等分配制度，劳动人民群众迸发出火热的干劲，“50年代开始出现速率迅猛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工业方面，尽管其后的20年间增长率放慢”②。在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国家经济工作的中心是恢复生产、增加供给、稳定市场、初步解决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严重失衡。通过3年的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得到缓解，国民经济的总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其主要标志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较高。在这期间，我国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4.1％，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同期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更是超过了农业，竟高达34.8％。一些主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也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从总体实力上说，我国已超过了亚洲的另一农业大国——印度。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经济总量的增加，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