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00(2009)03-0108-05 墨子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概括起来说就在于一个“利”字。他追求功利，讲究实际效用，这从他评价公输般的一段话中就足可以看出：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于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见《墨子·鲁问》) 从这一段话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墨子观念中，人的一切经济行为，都应当以功利和实际效用为标准，以有无功利和实际效用大小为衡量依据。有功于人的，谓之巧，谓之有价值，应当鼓励其大发展；无功利于人的，即使是像公输般制作的能在天上飞三天的木鹊，也不能称之为巧，因其没有实际效用，不能鼓励其发展。 这与西方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效用说理论颇有些相似。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和他的继承人庞巴维克都认为：一件物品有无价值，主要看它对于人有无用处，依据其用途的大小决定该物品价值的大小。庞巴维克进一步解释说，有价值的东西必定是对人有实际效用的，由于这种物品的存在，可以免除人们没有它时而须忍受的疲劳和痛苦。因此，价值并不是商品的内在的、客观的属性，而是人们对于这一物品的主观评价。商品价值的大小，是买主主观评价的上限和卖主主观评价的下限的综合平衡的结果。这与墨子所说的“利，所得而喜也”，颇为相似。(见《经上》) 在谈到生产成本时，墨子的主张也与西方边际生产率的观点差不多，即新投入的追加成本要同新产出的效益相比较，相衡量。如果新投入的追加成本没有带来相应的效益，或者是新产生的效益低于追加投入的费用，就应停止而不为。墨子在《辞过》中说得明确：“凡费财劳力而不加利者，不为也”，他把这种无效益的财物和劳力的投入，看作是国家的“七患”之一：“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见《七患》)因此他建议说：“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见《节用中》)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墨子认为，如果新投入的追加成本，能够产生功效并大于新追加的费用投入，便是正常的、可取的、可以兴办举措的，例如，“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再如，“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均见《辞过》)。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这也就是说，凡是生产制作某件物品，必须能增加功利和效用，而所追加的费用和劳力较之新增加的功效要低，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从中得到大的利益。所以，善于治国者必须根据这个道理尽量去掉“无用之费”，去掉不增加新的功效的追加费用，这是“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他还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使天下的财物成倍地增长：“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均见《节用上》)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直言功利，并将其作为自己学说的主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视作为治国兴邦第一要务的，只有墨子。虽然在他之前，管子也曾畅言一个“利”字，认为“百姓无宝，以利为首”，“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等等；在他之后，韩非子也约略地提过“利之所在，皆为贲、诸”之类的话。但不同的是，他们将“利”当作为一种手段，当作用以驱民治国的一种手段。而惟有墨子，不仅将“利”当作为一种手段，而且把它看作为目的，看作是治国兴邦的最终目的。他曾明确地提出：“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均见《非乐》) 与其他各家一样，墨子当然也谈仁义，而且专门设立一章名曰《贵义》，毫无疑义，他是把“义”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的。他强调地指出：“万事莫贵于义”；“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以上均见《贵义》)。但是，墨子所理解的义，与其他诸子百家是不尽相同的。在他的概念中，“义”是一种手段，是取得功效、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一种正当手段。他曾多次地为“义”字下定义，说：“义者，正也”(见《天志下》)；“义者，政也”(见《天志上》)；“义者，善政也”(见《天志中》)。总之一句话，他是把“义”当作一种治理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极重要的手段，即其所谓“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见《天志上》) 在《耕柱》篇中，他对“义”字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当其弟子耕柱问他：“为义孰为大务乎”时，墨子回答说：“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成也。”墨子将为义比作为筑墙。可见，墙是目的，义是手段。墙是有功效于人的，是利；而筑墙是义，是手段。那些能筑的人去筑；能夯实土壤的去夯实土壤；能掀举的掀举，这些都是义举；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墙这个具有一定功效的利，那些筑墙者都在各自竭尽其所能；在获得墙的功利中，各得其所宜。同样道理，治国从政也是一样：能谈辩的谈辩，能说书的说书，能从事的从事，通过这许许多多的义举，最后达到国治、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而在这些活动中，那些谈辩的、说书的、从事的，也都是在各自竭尽其所能各得其所宜。这也就是其弟子耕柱所问的“为义之大务”。由此可见，义就是宜，就是使天下人各得其所宜。通过各得其所宜地竭尽其力，最后达到兴天下之利的目的。所以，墨子最后更为直截了当地下定义说：“义，利也。”(见《经上》)在这里，他将辩证的思维推进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将手段和目的辩证地统一起来；将作为手段的“义”，归根到底地归结于作为目的的“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