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金代商业经济研究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德朋,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沈阳 110036)

原文出处:
中国史研究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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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朝统治的百余年间是中国北方地区商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史研究的蓬勃发展,金代商业史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关金代商业的专著、论文陆续发表,一些有见地的学术观点逐渐得到金史界的认同。现将这些成果及其观点举要如下,以便我们对金代商业史的研究状况做系统考察。

      一、关于金代商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金代商业的发展植根于金代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的进步。近三十年来,金史学者在这些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第一,关于金代农业。在金代农业发展的总体状况方面,刘肃勇《试论金世宗恢复北方农业经济的措施》(《绥化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任蕾《金世宗完颜雍发展农业生产之管见》(《博物馆研究》2000年第2期)、禾女《金代农业技术初探》(《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等文,从政策、措施、技术等层面对金代的农业状况做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还结合考古发现对金代农业做了更加具体、细致的分析,刘景文在《从考古资料看金代农业的迅速发展》(《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中利用考古资料对金代使用的铁铧、铁镰、铁锄等农具做了细致分类,并对每种农具的形制、功能进行认真分析,得出了“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资料看,金代的农业都是我国北方古代农业发展史上速度最高的时代之一”的结论。

      韩茂莉关于金代农业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近年来,她先后发表了《论金代猛安、谋克入迁中原与中原农业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古今农业》2000年第4期)、《金代主要农作物地理分布与种植制度》(《国学研究》第7卷,2000年)、《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核心区的转移与环境变迁》(《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4期)等论文,出版了《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三联书店,2006年)等著作。韩先生的上述论著详细研究了金朝本土、中原地区以及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状况,探索了金代主要农作物的地理分布与农业耕作方式,研究了人口迁移与各区域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金代农业区域史研究颇为活跃,金史学界对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尤为透彻,赵鸣岐《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朱国忱《略论金代黑龙江地区的农业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王德忠《金朝建立前后金源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辽金史论集》第9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郝庆云、魏国忠《金代黑龙江地区的农田规模》(《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等论文不同程度地探讨了金代发展东北农业的政策、农业技术水平以及农作物品种、农田面积、农业产量等问题。

      第二,关于金代畜牧业。畜牧业是金代的重要经济部门,但由于史籍记载过于简略,很多史事已经淹没无传,给金代畜牧史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因此,与农业相比,近三十年来关于金代畜牧问题的论文数量很少。以刘浦江编著的《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为例,该书收入金代农业史论文计50篇,而收录的畜牧史论文只有6篇。有限的畜牧史论文中,张英在《略述金代畜牧业》(《求是学刊》1983年第2期)一文中对金代牧所的名称、数目及群牧布局进行了考证。程妮娜、史英平在《简论金代畜牧业》(《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一文中回顾了金代畜牧业的发展历史,并分析了女真畜牧由盛转衰的原因。乔幼梅在《金代的畜牧业》(《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中研究了金代畜牧业的饲养品种,分阶段探讨了金代畜牧业的发展状况,并就如何认识畜牧业在女真金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关于金代手工业。由于受史料等因素的限制,金代手工业研究一直是金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随着金代考古工作的进展,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金代手工作坊遗址及其产品,这为开展金代手工业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对出土金代文物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学术界发表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关于金代瓷器的探讨是金代手工业研究的一个热点。耀州窑、磁州窑、定窑是金代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窑场,学术界对上述窑场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王长启的《金元时期的耀州瓷器》(《文博》1988年第2期),周丽丽的《耀州窑在五代、北宋、金三朝的历史地位》(《文博》1999年第4期),彭善国的《略论五代宋金耀瓷的流布》(《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段双印、王润合的《试论金元时期耀系瓷器的兴旺与普及》(《文博》1999年第4期),集中探讨了耀州瓷在五代宋金元时期的演变过程,分析了耀瓷的工艺特点和历史地位。李伟茹《金代磁州窑瓷器》(《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秦大树《金代磁州窑的繁荣及其原因探讨》(《考古学研究》五,文物出版社,2003年),对金代磁州窑的概况及繁荣原因做了认真分析。刘淼的《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第2期)以列表的方式详细统计了近年来金代纪年定窑瓷器及金、南宋非纪年定瓷的出土情况,并以这些实物为基础,对定窑瓷器中碗、盘、洗、钵等器物的形制进行了详细探讨。金代瓷器的整体研究方面,赵光林、张宁在《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考古》1979年第5期)一文中详细开列了金代陶瓷制品的发现地点、器型及特征。冯永谦在《金代陶瓷摭谭》(《辽金史论集》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7月)不仅对金代各窑场做了详细介绍,还提出了“金三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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