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盐铁会议的缘起和目的 盐铁会议是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就汉武帝所推行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算缗钱、算舟车等官营工商业政策进行评估，就其存废征询意见的会议。会议最终演变为对治国模式、路线和政策的辩论。参加会议的一方是来自民间的代表贤良文学，属于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另一方是丞相田千秋及其下属丞相史，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下属御史，但出场辩难的主要是御史大夫桑弘羊。 会议的召开起因于谏大夫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①。掌握朝廷实权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采纳了杜延年的建议，由汉昭帝下令“诏有司问郡国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②。当时由于汉武帝长期推行的一系列好大喜功的内外政策，使国家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武帝死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以汉昭帝和霍光为代表的一派开始考虑对国家的内外政策作重大调整，其核心是废除官营工商业，重新回到汉文帝允许私人工商业自由经营，轻徭薄赋，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使经济走出困境。但这一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的意图，很可能受到了以桑弘羊为首的另一派实权人物的抵制和反对，霍光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办法，发动民间的力量来提意见，以促进战略调整的实现。所以，盐铁会议是一次为重大政策调整作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的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1)对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内外政策进行全面的检讨和评估。(2)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虽然辩论双方在激烈的论争中都给对方扣了不少帽子，但基本上能做到以理服人，畅所欲言。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贤良文学这些来自民间的知识精英代表民众的意愿和社会的良心，对武帝的错误路线和政策进行了有理有据地揭露批判，但未受到官方的打击报复，有的还被提拔重用。这当然同霍光的暗中支持和保护有关，但不能不承认这是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仅有的一次发扬民主的理论研讨会。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被许多人视为一代杰出帝王的汉武帝尽管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抗击匈奴，拓展疆域上的功绩不应否定，但在经济政策上却存在严重的失误。如果以是否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是否改善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一重要标准来衡量，汉武帝只能算一个失败者。正如汉宣帝时的著名儒者夏侯胜所指出的“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③武帝在他晚年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并试图加以纠正。他下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敢于承认自己“不明”。在诏书中他不同意有关部门增加人民赋税以助边用的建议，认为这是“重困老弱孤独”；他否定了桑弘羊等人关于招募百姓大规模屯田轮台的请求，说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对长期对匈奴用兵给百姓造成的苦难和牺牲表示追悔，“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并决定对匈奴改行防御战略；提出实行轻徭薄赋，思富养民，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提倡富民。指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④这表明武帝晚年已决心放弃长期实行的一系列好大喜功的政策，对国家内外政策实行调整。可惜他不久就去世了，来不及把这种调整政策的愿望变为现实。显然，霍光实行政策调整的思考才是真正符合武帝遗愿的。 但是，同为顾命大臣的桑弘羊却听不进武帝对他的批评，无视武帝的遗愿，对当时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在盐铁会议上极力维护已变得不合时宜的政策，反对实行内外政策的调整，站到了反对变革的保守立场上。正如有的论著所指出的：“桑弘羊似乎跟不上这个转变。……他的思想不能适应汉武帝去世后的新形势。”⑤ 解放后出版的多部中国思想史论著在论及盐铁会议时都几乎一致肯定、赞扬桑弘羊及其观点而对贤良文学的观点予以否定、批判。他们尤其肯定和赞扬桑弘羊发展官办工商业，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和政策，而将贤良文学批判官工商业，主张让私营工商业自由发展的观点斥为迂腐、浅薄。有几部经济思想史著作⑥虽然承认贤良文学揭露官工商业弊端的言论符合当时现实，但也很少对贤良文学的经济思想中所包含的科学合理因素进行梳理分析。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贤良文学的经济思想作出重新评价。 二、对贤良文学经济思想的再评价 如前所说，贤良文学是极力主张废除官工商业，发展私人工商业，反对国家干预控制经济生活，主张自由放任、自由经营的。他们从经济效率、成本收益、动力机制、产品质量、价格、供求适应性、营销方式以及社会实际效果等方面分析了官工商业存在的弊端和私营工商业所具有的优势，并从总体上提出了封建国家所应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思想观点即使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也仍然具有科学合理的因素。下面分五个方面加以评析。 (一)对官营工商业弊端的批判分析 西汉的官营工商业主要是指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等，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政策和制度安排略作说明。 盐铁官营中的盐、铁所采取的经营方式有所不同。盐的生产是由国家批准并提供“牢盆”等生产工具，由私人出资生产，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后卖给消费者。即国家在生产环节用特许经营方式进行控制，而在流通领域则实行国家垄断，国家成为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上的双重垄断者，既垄断了盐的购买，又垄断了销售。这就保证了国家对盐价有充分的掌控权。 铁的冶炼和铁器制造以及产品流通都由国家垄断经营，国家征发卒徒即服徭役的农民和刑徒进行生产，在全国各地设置铁官进行生产和流通的管理工作。垄断性比盐强，弊端也更大。酒榷是指酒类的酿造和销售都只能由国家垄断经营。国家在各地设置均输官，其任务是将各地每年贡输朝廷的物品按当地市价折算为一定数额的丰饶而价廉的几种土特产品，征收后运往价格高的地区销售，以赚取差价所带来的利润。这就是所谓均输。从理论上说均输能节省地方将贡物运往京师的运费，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但实行中各地均输官为自己的方便，对征收的土特产品的种类有严格限制，致使农民往往要卖掉自己的产品去购买官方规定缴纳的土特产品，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平准政策是在京师设置平准机构，以国家手中所掌控的物资和资金为雄厚基础，价格上涨时大量抛售，价格下降时大量买进，意在平抑京师的物价并赚取价差。这样国家通过均输、平准这两项制度安排，“尽笼天下之货物”。⑦垄断了全国的商品流通销售，私商几乎被完全排挤，市场竞争已不复存在。在国家高度垄断的市场上，高额利润的引诱与平抑物价的目标之间的强烈冲突是很难避免的。且来看贤良文学对官营工商业弊端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