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所著的《白银资本》从根本上否定了被西方学术界一度奉为圣经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与之完全相左的“中国中心论”：即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中国而非欧洲。①弗兰克这个新奇观点如同一颗炸弹，掀起了世界经济史学界、历史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尽管该著作出版已经七年了，但学术评论此起彼伏，中国国内的经济史专业、经济思想史专业和历史专业把该书列为必读书目，由此可见该书在中国影响之大。本人在攻读经济史专业硕士学位时，在导师的推荐下第一次读《白银资本》，攻读经济史专业博士学位时，再读《白银资本》，近来给我的研究生讲授世界经济史，第三次读《白银资本》。三次阅读跨时八年，每次都以不同的心态阅读，第一次抱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态，感谢弗兰克为中国说话，第二次以审视的心态阅读，审视弗兰克以白银流动来判定谁是世界的中心这条思路是否可行，第三次也就是最近两个月抱着反思的心态阅读，读毕，掩卷沉思，感叹良多。既感叹弗兰克的学术大胆，又感叹经济史学科的尴尬，想的更多的是经济史学科如何走出尴尬。基于这种感叹，怀着野人献曝的想法，从《白银资本》的硬伤联想到经济史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不过，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即在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从历史视角看，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②弗兰克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是《白银资本》的第一处硬伤。 如果把《白银资本》的前四章看作是描述性经济史的话，那么后三章则是典型的分析性经济史。弗兰克借用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周期理论来分析欧洲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成长，认为在明朝以前的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阶段(即繁荣阶段)，17世纪初期中国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阶段(即衰落阶段)，这个阶段持续了二三十年后再次进入康氏周期的A阶段，1762-1790年中国进入危机和衰退时期，这正好对应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又一个B阶段，而欧洲却进入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阶段，这就是1800年之后中国衰退而欧洲兴起的原因。细细品究弗兰克的分析，不难发现，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存在争议的理论当成解释性证据。对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这种现象到底是否存在，经济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晚近的主流看法是，康德拉季耶夫所描述的长达500年的周期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依据被证伪的理论所推断出来的结论，恐怕不会是一个真命题。即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确实存在，那也还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康德拉季耶夫是在分析了有关法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国家长期的时间序列资料，根据这些国家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对外贸易、煤炭、生铁等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动情况才得出的长周期理论。也就是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理论并不适用，这一点康德拉季耶夫氏本人也承认。而弗兰克氏却用它来套沉浸在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中国古代经济，无异于张冠李戴，这是《白银资本》的另一大硬伤。 尽管《白银资本》名噪一时，不过，从学者们的赞扬性书评看出，《白银资本》引起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它本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扮演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旗手，在这一种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为打倒对方提高自己，忽略《白银资本》的硬伤而仅从史观的角度写点带有夸张性的书评就在所难免了。弗兰克本人坦率地承认，他“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学的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非专业经济史学者写出的经济史著作中出现硬伤也是在所难免的。 《白银资本》的硬伤给经济史学科和经济史学家提出了值得深思的严肃问题：在其他学科领域，带有硬伤的著作传世尚难，在经济史学界，却为何能引起经济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引起轰动效应？为什么具有轰动效应的经济史学著作往往出自并不通晓经济史的非专业经济史学家之手，而专业经济史家却难以写出这样的著作？ 熟悉经济史文献的人都知道，近半个世纪来，饮誉全球的经济史著作大都不是出自专业经济史学家。如《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所给出的分析框架和从经济史上得出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被经济史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广泛引用，但该书的作者诺思也不是专业经济史学家，他主要是一个以研究制度经济学著称于世的理论经济学家；再如《经济史理论》中，作者希克斯把人类历史上经济形态的演进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每种经济形态的运作机制与特点，这个概括几乎被当作一个公式或公理，各国经济史学家用来分析本国经济的演变，但希克斯从不作专业经济史研究，他是新古典综合派的旗手，他著称于世的理论成就是大家都熟悉的IS-LM理论模型。在中国国内，经济史学家所撰写的论著，读者群往往局限于经济史学界，引起国际影响的则凤毛麟角，真正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经济史论著同样是出自非专业经济史学家之手，如林毅夫关于1959-1961年中国农业大危机的研究成果，被刊发于国际上公认的一流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来，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史命题，国内经济史学家也做了不少研究，但其研究成果却引起不了世人的关注。 以上所言，直指经济史学的尴尬，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经济史学的尴尬？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史学家的学术心态。当非专业经济史学家写出了名噪学坛的经济史著作时，经济史学家的前后反应往往是矛盾的：第一反应就是充当评委，从自己视阈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是非评判，挑一挑论著中的史料错误，然后把它当作罪证进行批判，最后以专家的身份说：不懂就不要写历史！第二反应是照搬套用，经济史学家在做完史实挑剔之后，发现非专业经济史学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实胜过自己，于是又被它所折服，折服之后，不分青红皂白，拿来套用。由此看来，经济史学家在经济史学的最高舞台上首先是评判者然后是粉丝，但就不是表演者。要知道，只有一线的演员才能演出一台真正的好戏，经济史学家不以主动积极的学术心态去谋取经济史学舞台上一流演员席位，又怎能演出一台高水平的经济史好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