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曾掀起高潮，堪称学术界的一桩盛事。此事虽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终归是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近年来国内外有些学者否定中国明清时期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学术问题需要百家争鸣。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可以多种多样，但客观事实只有一个。它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当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大致相同的水平，各个国家和地区就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并大致相同的经济因素和经济现象，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并适应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这就是经济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反映这种规律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反映人类社会分工不同阶段，体现人类经济活动历史顺序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其发展在世界各国大都是相同的，并无例外。又如自然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个体小生产发展为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城乡分离的城市化等等，也大都如此。如具体到中国的金融业，清代中叶，钱庄、票号的存款、放款和汇兑等信用业务相继展开。其发行的银票、钱票和汇票，初步形成了一个信用货币市场。实际上具备了现代银行的基本职能。它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并没有受到国外银行的影响。 明清时期，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手工业中出现了个体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到18世纪，就出现了雇工多达数百人、数十人，少到十数人的手工作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它们已是一种具有多发性的经济因素，在许多地区、许多行业，都可重复观察到它们的存在。有些重要企业的发展，到同治光绪年间已绵延一二百年。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有较大发展。它们中的一部分是互相衔接的。有的学者指出，“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可以看成是萌芽再现，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补课”。①这是有道理的。 同时，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基础上，到19世纪，在采煤、铁器、榨油、制茶等行业中；到20世纪，在丝织、制糖、碾米、制盐、冶金等行业中，一些手工作坊也通过使用蒸汽动力、引进机器设备，开始向机器生产过渡。这些近代企业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都体现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延续性。 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般由商人经营，使用雇佣劳动，从事交换价值生产，以牟取剩余价值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它具有自己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特征，不是用一般经济范畴如手工作坊、工场手工业之类所能代替的。古代雅典就有过使用二三十个以至一百多个奴隶的奴隶制手工作坊。清代丝织、陶瓷、造船等行业中，也有实行明确分工、技术工匠各司其职的官工场手工业。在讨论经营形式的某些场合，对资本主义萌芽使用手工作坊和工场手工业固无不可。但是，如果不给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以一个能反映其社会经济性质的实名，大家都简单地套用手工作坊和工场手工业，就难准确地说是名正言顺，更不能充分揭示它产生的历史意义。 过去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只注重生产环节，只注重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商品流通、货币流通等方面的产业重视不够，这无疑是一种局限。清代徽商、晋商等大贩运贸易商发展。乾隆年间取消船主造船数量限制之后，许多船主常拥有四五十条大船。运盐船大者可承载百万余斤以上货物。他们或自行运货行销，或出租船舶与商人运货。钱庄票号资金动辄数百万两白银以上。他们都业务庞大，雇佣员工众多。山西从事与蒙古、俄罗斯贸易的商人，一些大户所雇员工常有七八百人以至千人。他们同样具有某些资本主义特征，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历史条件的不同，各种经济因素和经济现象的出现会有迟有早，发展会有快有慢，发展水平也会有高有低，更不会形成千篇一例的模式。有些国家还会出现停滞倒退以至夭逝的历史命运。吴于廑教授曾对此有过解释，他指出，各国“变化的步调，遇到的阻力和助力，则很不一致”，各国政权“所采取的政策似不容低估”。② 我们说资本主义萌芽，只是指中国本土所萌生的后来并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那部分经济因素。既与后来另起炉灶用外国机器设备所创办的资本主义企业无关，也不预示着它会长树成林一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去。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最后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越过“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与西方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大不相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文献记载确凿，即使是一个历史的插曲，我们也要尊重历史，绝不应让它无声无息地消失，成为一个历史的幽灵。 注释： ①《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744页。 ②《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