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07.8 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费雷认为，史学必须向兄弟学科——诸如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等专门的社会科学学科——借用研究主题、概念与方法，才能成为一门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学科，从而具备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最为全面解释的理解条件。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广泛的计量分析和数学分析。②因此，经济史学不再仅仅局限于静态描述经济发展过程，而是开始利用经济学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和计量模型，动态地阐述经济史中的经济结构与作用机制，成为了进行横向与纵向交叉研究的新经济史学。 一、加州学派的崛起 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阵地，主要是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代表作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哈佛大学则有费正清等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这些研究主要遵循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经济史学的长期影响，欧美研究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其中加州学派（或称尔湾学派）迅速崛起，并成为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导力量。加州学派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王国斌、彭慕兰等人为代表，是一个针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学术流派。其成员是一个松散的组合，学者也不仅限于加州，甚至美国。黄宗智、贡德·弗兰克等人通常被归为这一学派。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李伯重，因为曾在该校留学和讲学，其观点与他们相近，也被归为这一学派。 近年来，加州学派由于诸多突破性研究而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海外兵团。他们积极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加入了理论分析，在研究视角上进行了创新，引起了广泛讨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多次专题讨论加州学派的代表作《白银资本》和《大分流》。 二、加州学派的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1.理论分析 (1)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加州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理论与分析框架应用于经济史分析。其特点是以市场为中心，从经济社会对产品、要素及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出发，找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反应和选择，进而说明经济社会变化的内在联系。 彭慕兰认为，近代早期江南地区和英国的经济状况基本相似，经济社会的资源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本来应该引起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同变化。二者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非因为各自发展机制不同，而是外部因素所致。江南面对人口压力，发展起更加集约化的农业，并以手工业在乡村的普遍发展来缓解人口压力，从而固化了“男耕女织”的传统家庭生产模式。当然，从江南地区的“外部”因素来看，其外围地区的人口增加远高于江南地区，为降低运输成本，外围地区发展了替代手工业。这样，江南与外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经济起飞的斯密型动力减弱，③阻碍了江南地区迈向近代工业化经济。相反，面对人口压力，英国提出了“全球性关联”战略，找到了美洲这一新的能源供给来源，开拓了新的海外市场，从而解除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制约。因此，不是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而是英国的经济发展脱离常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史上最深刻和最伟大的经济变革——工业革命。④ 王国斌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市场与物价的长期变化，论证了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向及其市场价格的运动趋势、劳动的地区专业化。他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都适用于斯密型经济增长理论。但到了19世纪，欧洲发展起了城市机械化工业，更适用于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库兹涅茨增长理论。从此，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分道扬镳。直到20世纪前半叶，尽管贸易和市场不断扩大，中国仍未摆脱斯密型增长的束缚，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斯密型增长的运作空间扩大的结果而已。⑤ 黄宗智以斯密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经典分析模式和框架为参照系，说明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于这种经典模式，而是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高度的商品化的经济并没有使江南地区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它不是瓦解，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化自然经济。商品化发展也没有带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业的兴起，而恰恰是它的衰亡，从而也就无法带来机器大生产的兴起。此外，它也没有带来江南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表现就是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他提出过密化增长的新概念⑥，以此作为对江南地区自然经济模式被进一步强化的概括。 (2)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清晰与否直接决定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和交易的稳定预期，由此决定的有效率的组织或制度才是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⑦ 王国斌以国家为核心，探讨国家与经济、国家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三个关系上的中西差异，实际上是探讨中西制度上的差异。他的考察表明，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已经在国家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制度。结果，可能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破坏作用的食物骚乱在19世纪下半叶基本停止。有效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推动了欧洲的经济发展。18世纪中国的漕运和仓储赈灾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但这一制度在19世纪遭到了破坏，导致中国饥民骚乱持续发展，到20世纪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积累和发展。一般来说，饥民骚乱是由于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供给上存在着不稳定或不充足，作为地方政府维护旧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欧洲自由贸易制度对于打破这种地方藩篱主义是有效的；中国漕运制度的破坏，国家权威的下降，使供给上存在的不稳定或不充足无法通过原有的制度来缓解或消除。这种制度的破坏使中国的经济效率下降，经济发展受挫。⑧显然，王国斌秉承了诺斯等人的分析框架，以制度效率降低说明中国经济在19世纪开始落后于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