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初二日，王茂荫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钱法堂事务，在咸丰年间进行的货币改革(1851-1861)中，他是第一个上奏请议行钞问题的人，其货币理论集中在他有关钞票和大钱（含很少铜的铜币）的奏折中。①然而，由于王茂荫对当时货币政策的激烈批判激怒了清廷，其有关行钞的奏议几乎都没有被清廷户部采纳，而他任户部右侍郎的时间甚至尚不足四个月。咸丰四年三月初八，王茂荫被户部严厉斥责。三月十二日，他就被迁调至兵部右侍郎。事实上，这一迁调意味着迁谪，王茂荫被调离了当时在朝廷中最有权力的户部。 咸丰货币改革中，清政府尝试发行两种形式的钞票：一是“户部官票”，又名“银票”，是以库平银两为单位的纸币；一是“大清宝钞”，又名“钱钞”，是以制钱钱文为单位的纸币，二者合称“官票宝钞”或“银票钱钞”，简称“钞票”。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户部开始在全国发行银票。同年十二月初二，户部印制成第一批钱钞。王茂荫认为，相对于银票，钱钞存在发行太多和不流通的问题，“今至上年（咸丰三年）议行以来，初用银票，虽未畅行，亦未滋累。至腊月（十二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于是兵丁之领钞者，难于易钱市物；商贾之用钞者，难于易钱置货”。②因银票发行不多，虽不流通，但未造成太大负面经济影响。可是，钱钞的发行量很大，虽然理论上钞票是可以兑换制钱银两，也可以支付税赋，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源于老百姓对钞票缺乏信心和政府的处理不当，这造成了钱钞的实际购买力大为下降。如彭信威所言：“当时清朝政府的各种开支，都用纸币搭放，甚至只发出而不肯收进；人民拿纸币去买东西，商人或则故意加价，或则把货物藏起来；人民拿纸币去向官号兑现，即使能兑到，也是大钱（笔者按：含铜量极少的铜币）；加以官吏作弊，滥发纸币，使其价值大跌。”③咸丰九年十一月，北京的实银每两换银票约20两，银票的购买力跌了95%。到咸丰十一年，纸币几乎变成废纸，丧失了97%的购买力。④从此，咸丰钱钞和咸丰时代都淹没在历史的遗迹里。 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因此他也被很多中国学者所注意。马克思在讨论两种不同纸币（信用货币和不兑换货币）的发展历程时，在注解中提到：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⑤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王茂荫货币思想本身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马克思的提名，更在于它是未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积淀的成果。换言之，王茂荫的货币思想体现了纯粹的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精要，对王茂荫的货币思想进行研究，将揭示中国传统货币理论最有价值的内涵。 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对王茂荫的货币思想就已经展开研究，但研究中普遍存有偏颇。如大多数学者将王茂荫简单归类为“金属论者”(metallist)；⑥而中国钱币学的现代鼻祖、金融货币史、货币思想史和物价史大师彭信威则认为王茂荫反对名目论。⑦其实王茂荫的货币思想是杂糅了多种思想的综合体，他并不完全反对名目论，更不是理论金属论者，认清王茂荫货币思想的关键是要正确解读其“以实运虚”的货币原理。这一原理的核心是认为纸币发行需要商品支持。本文即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这一原理，并进而重新检讨王茂荫的货币思想。 商品货币、不兑换货币和管理货币 基于凯恩斯对于三种形式的货币的定义，笔者借助“铸币税”或“硬币铸造利差”(Seigniorage)的概念来重新准确地理解咸丰时期各类型币种的性质：
根据凯恩斯的定义：“商品货币是由某种可自由取得的特定非垄断商品的实际单位构成的。这种商品碰巧被选来用于国币的某些众所熟知的用途，但其供应却正像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稀少性和生产成本决定的。”即：若N(
)=I(
)，即
=0，则
为“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它的券面价值完全来源于商品货币质料。 不兑换货币是一种表征货币（即物质材料的内在价值与其货币面值分离），现在除了零币以外，一般都用纸币印成。这种货币由国家制定发行，但依法不得兑换成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也不具有以客观标准表示的固定价值。即：若I(
)=0，或
=N(
)，则
为“不兑换制货币”或“法币”(fiat money)。
的内在价值为零，它的券面价值完全来源于货币权力机构的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