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分析

      研究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问题存在多种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学较早运用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动的制度变迁框架，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史，这种研究范式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西方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史学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如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成功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经济史理论研究框架②。其研究范式具有微观性因而适宜案例研究的特点，被国内外学者用来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形成了中国的转型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是当前学术界的显学。西方最近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借鉴以往政治经济学注重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研究的传统，同时配合微观案例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分析工具，分析跨国宏微观数据，以广阔的视角研究西欧、拉丁美洲等多个地区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选择以上三种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马克思、诺斯(Douglass C.North)和埃西姆格鲁(Daron Acemoglu)的理论观点进行对比分析③，可以发现埃西姆格鲁的研究范式，是对马克思和诺斯研究范式的一次综合，代表了西方经济史研究中分析制度变迁问题的主流方向，对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和当前的经济转型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一、诺斯和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

      鉴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已广为熟知，此处只概述诺斯和埃西姆格鲁的观点。

      （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比较系统和完备，以微观经济学的框架来研究制度变迁，其特点是重视案例研究且逻辑比较缜密。诺斯通过个案分析，从中推断出制度的共性和特性，从历史视角进行实证性的制度分析。其经济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即经济人假设、均衡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诺斯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均衡与非均衡的分析框架，分析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制度创新的机会等。其理论基础是交易费用理论。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追求制度创新的收益。制度变迁效率评价的标准，是交易成本大小的比较。诺斯的理论体系，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位一体：即产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重要；国家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意识形态理论是产权和国家理论的补充④。

      （二）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⑤

      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冲突论，认为制度的选择是利益冲突的团体间斗争的结果。各社会团体间的冲突是制度分析的基本要素，冲突性质上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制度集。而权力及其分配是利益冲突中的决定变量。政治权力分为法定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⑥，决定了政策和制度的最终均衡结果。政治制度帮助调节政治权力的大小，并决定政治权力如何变更。

      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内生理论模型，包含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定政治权力、实际政治权力、资源分配和经济绩效等变量，利用变量t期和t+1期的变化来动态刻画变量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图1是其理论体系的简要表达。可以看到t期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决定着其他变量。政治制度决定社会中的法定政治权力的分配，资源分配影响t期的实际政治权力。两者组成的政治权力，反过来也影响t期经济制度的选择和将来t+1期政治制度的演变。经济制度又决定经济结果，包括t期经济总的增长率和t+1期的资源分配。经济制度是决定经济结果的基本要素，但它是内生的，由社会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来决定。

      图1 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内生理论模型

      

      埃西姆格鲁制度变迁理论的要点包括：经济制度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决定了经济结果的分配。虽然文化和地理因素也可以影响经济绩效，但经济制度的差异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增长率和繁荣程度差异的主要来源。选择哪种经济制度，制度间的比较效率会起一定作用，但主要取决于团体政治权力的对比。哪个团体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就选择自己偏好的制度。这种政治权力，特别是法定政治权力，主要由政治制度分配。实际政治权力由资源分配决定。个别团体可以依靠其经济资源，雇佣武装、动员军队武力反抗，或是使用更经济的方法如和平示威、游说等，对社会施加影响来表达偏好。政治制度可以变迁，如从专政体制转型到民主体制，但比较缓慢且更具粘性，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但社会中政治权力的分配是制度演变的关键要素。

      二、马克思、诺斯和埃西姆格鲁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基本理论前提的比较

      制度和经济增长谁是决定性因素？这是制度变迁理论首要要解决的问题。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埃西姆格鲁和诺斯相似，都支持制度决定论，有别于马克思支持的经济增长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认为保护私人产权、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离开了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投资缺乏激励，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便不可能发生。这种观点，在诺斯早期的理论体系中发展成为“制度至关重要”的基本命题，并在分析经济史案例时得到论证。埃西姆格鲁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证，以跨国经验研究开始，考察了前殖民地的收入逆转过程⑦。公元1500年左右西方殖民统治开始时期，曾经富有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如今均陷入贫困、落后的状态。而那时的穷国，如加拿大、美国，如今却极为富有。解释这种收入逆转发生的理论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地理决定假说”⑧。埃西姆格鲁否定了这一假说，认为收入逆转的原因是“制度逆转”的结果。他认为15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在殖民地的扩张，导致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当时的贫穷地区，殖民者建立起了私有产权制度，为范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产权保护。而在当时的富裕地区，他们却建立或保留了原有的掠夺性制度，少数精英有权力从社会中“抽租”和掠夺⑨。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由于路径依赖效应，这些制度因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着作用，直至今日。埃西姆格鲁随后通过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和案例研究，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基本命题，并提出经济制度的差异，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增长率和繁荣程度差异的主要来源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