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出海唐商的兴起与东亚贸易格局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8)05-0139-05

      从东亚地区贸易的发展过程看，9世纪是民间贸易得到蓬勃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东亚贸易格局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9世纪前期，以张保皋为首的新罗商人主导着东亚贸易；9世纪后期，从明州等港口出海的唐朝商人开始主导东亚贸易。本文拟以明州港出海的唐朝商人为中心，考察唐代中日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过程。

      一、从明州出海前往日本的唐朝商人

      唐初，明州原称县，属越州管辖。唐朝开元二十六年(738)，改置明州，因境内有四明山而名。[1]9世纪以后，从明州港出海前往日本贸易的唐朝商人开始兴起，并成为当时中日贸易的一个突出现象（详见文后附表）。

      日本文献较早记载了与明州邻近的越州商人进行中日贸易的情况。据《日本纪略》记载，弘仁十年(819)六月“大唐越州人周光翰、言升则等乘新罗人船来”[2]；又据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新罗人王请来相看，是本国弘仁十年，流着出州国之唐人张觉济等同船之人也。问漂流之由，申云：为交易诸物，离此过海，忽遇恶风，南流三月，流着出州国，其张觉济兄弟二人临将发时同共逃，留出州。”[3]这两条史料表明，当时越州商人还只是搭乘新罗商船，跟随新罗商人参与对日贸易。

      到9世纪中期，唐朝商人开始有自己的船只独立经营对日本的贸易。据《入唐五家传》记载：“日本承和九年，即大唐会昌二年(842)岁次壬戌夏五月端午日，脱两个讲师，即出去观音寺，在太宰府博太津头，始上船，到于肥前国松浦郡远值嘉岛那留浦。而船主李处人等，弃唐来旧船，便采岛里楠木，更新织作船舶，三个月日，其功已讫。秋八月二十四日午后，上帆过大阳海入唐。经五年，巡礼求学。承和十四年，即大唐大中二年(861)岁次丁卯夏六月二十二日，乘唐张支信、元净等之船，从明州望海镇头上帆。”[4]这表明，李处人等拥有自己的船舶，还掌握造船技术，已经开始独立经营唐代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

      自从李处人、张友信（有些史料也称为张支信）等人开始独立经营唐代中日贸易后，日本文献中还记载有元净、李邻德（又称为李邻德四郎）、任仲元、徐公佑、詹景全、李达等唐朝商人到日本进行贸易的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独立经营贸易，也有的人与新罗商人或渤海商人一起参与对日本的贸易。

      当时，唐朝商人多是通过明州港把商品运销到日本。主要商品有陶瓷、茶叶和丝绸。日本《高野杂笔集·唐人书简》中收载有当时苏州衙前散将徐公直与其弟徐公佑写给留日唐僧义空的书信，信中就写有他们将白茶碗、越垸子、青瓶子、砂糖、蜜、茶、百合香、越绫等物，赠给留日的义空。[5]而徐公佑在当时频繁往来于明州至大宰府之间从事贸易，所以为官的徐公直可以托其弟徐公佑将赠物带给义空。当时输往日本的唐朝商品，我们还可以通过《入唐五家传》等书而得以考察。据该书记载，日本真如法亲王（头陀亲王）入唐时，抵达大唐明州之扬扇山，“见其涯上，有人数十许，吃酒皆脱被坐倚子。乃看船之来着皆惊起，各衫群立涯边。见张支信问由缘，支信答云，此日本国求法僧徒等。于是彼群居者皆感叹，差使存问，兼献送彼土梨、柿、甘蔗、砂糖、白蜜、茗茶等数般。亲王问支信云：‘此何等人？’支信申云：‘此盐商人也。’亲王叹曰：‘虽是商人，体貌用丽如此也。’即谢答，赠以本国土物数种”[6]。这段记载显示，明州当地官员曾将土梨、柿、甘蔗、沙糖、白蜜、茶等物赠予日本真如法亲王。其中物品，如砂糖、蜜、茶等物，在徐公佑捎给义空的赠物中也曾出现。它或许可以说明：在明州商人运销到日本的货物中，不少就是明州、越州当地的土产，如越垸子、青瓶子、越绫等。此外，还有从南海贸易转运而来的百合香等佛教用品以及汉字书籍。

      本来，唐朝前期对日交通的港口主要在扬州和登州。而明州港作为中日贸易港口在唐后期兴起，一是因为明州及其周围盛产丝绸、瓷器等货物，为对日贸易提供了充实的物质基础；二是中日交通航路变化的原因。贞元二十年(804)，因“新罗梗海道”，日本遣唐使“由明州、越州朝贡”[7]。即从博多（今日本福冈）通过东海而抵达明州。而唐朝商人在由明州前往日本博多的途中，一般经过值嘉岛（今日本长崎县五岛）。《日本三代实录》中就记载了唐朝商人停留值嘉岛，并在该岛采香以及冶炼的情况。该书“贞观十八年(876)三月九日丁亥”条记载，值嘉岛“地居海中，境邻异俗，大唐、新罗人来者，本朝入唐使等，莫不经历此岛……又去年或人民等申云，唐人等必先到件岛，多采香药以加货物，不令此间人民观其物□。又其海滨多奇石，或锻炼得银，或琢磨似玉。唐人等好取其石，不晓土人”[8]。

      二、从“大唐通事”和“唐物使”看唐商在日本的贸易

      从明州出海的唐朝商人，在抵达日本博多港后，根据规定由大宰府（九州岛上的最高军政机构）驰驿向京师申报，将唐商安置在鸿胪寺内并供应食宿。如《日本三代实录》记载，贞观八年(866)九月一日，“大唐商人张言等卌一人，驾船一艘，来著大宰府”，其后，十月三日，“敕大宰府，安置鸿胪馆，随例供给”[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