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圣吉[1]首次提出了公司环境中的团队学习概念，并且指出团队是组织学习的基本单位。此后，不少学者对团队学习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13]。研究结果显示，许多因素会对团队学习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团队成员个体特征因素，如认知水平[5]、宜人性[5]、经验开放性[5]；(2)群体特征因素，如：群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6]；(3)情境因素，如团队的结构[2]工作量分配[5]、群体凝聚力[7]、团队心理安全[2]、团队效能感[2]、成员对权力和人际风险的认知[4]、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14]等。在这些影响因素中，Edmond-son[2]提出的“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afety)是一个重要变量。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定量分析[2][4]表明：一方面，团队成员心理安全与团队学习行为(team learning behavior)间存在正向关系，团队成员的心理安全程度越强，就越愿意在团队中充分、真实地表达自己对团队运行中各种问题的看法，团队学习行为相应越多；另一方面，团队学习行为是心理安全与团队绩效间的中介变量，心理安全通过影响团队学习行为而对团队绩效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Edmondson只研究了团队心理安全与团队学习行为间的关系，而团队学习能力(team learning capacity)与心理安全之间的关系却少有研究。陈国权[9]提出团队学习能力模型并对之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赵慧群、陈国权等人[15]提出了团队学习心理准备模型(model of team members' psychological readiness for learning，简称TMPRL模型)，并通过典型性案例研究说明，包括心理安全在内的四种心理准备状态影响着团队学习能力的高低，心理安全与团队学习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作为对上述案例研究和陈国权研究的延续，本文重点解决的问题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1)深入分析心理安全与团队学习的九种子能力间分别存在什么关系；(2)验证心理安全是否通过团队总体学习能力的中介作用而影响团队绩效。 本文首先基于对团队学习、团队学习能力模型[9]及心理安全的分析而提出若干基本假设；之后通过实证研究对假设进行验证；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理论提出 1.1 团队学习与团队学习能力 尽管团队学习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关注，但对于团队学习这一基本概念却缺乏统一的界定。表1是已有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团队学习定义。不难发现，众多学者在定义“团队学习”时各有侧重，归纳起来，主要强调了如下几个方面：(1)团队学习是过程而非结果；(2)团队学习包含“变化”的产生(如：知识的改变、行为的改变、团队体系的改变)；(3)团队学习是成员的认知(对知识的获得和理解的加深)和行为(采取行动、试验、讨论等具体行为及行为的变化)共同发挥作用、产生变化的过程；(4)团队学习的目的是使团队保持良好生存和健康和谐发展。对团队学习的定义应当包括上述四个方面才更为全面、系统。陈国权[9]的界定涵盖了上述四层涵义，认为：团队学习是指团队成员不断获取知识、改善行为、优化团队体系，以在不断变化环境中使团队保持良好生存和健康和谐发展的过程。本文将以此定义为基础展开相关研究。
“团队学习能力”一词在一些研究中有所涉及[5]，但是鲜有学者对其含义进行具体界定。陈国权[9]提出了团队学习能力模型，认为任何一个团队要在变化的环境下保持良好的生存和健康和谐的发展，必须具有九种相互影响的分能力：发现能力、发明能力、选择能力、执行能力、推广能力、反思能力、获取知识能力、输出知识能力以及建立团队知识库能力。对这些能力的定义及团队学习能力模型分别见表2及图1。实证研究表明，团队学习的各子能力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要从整体上提高团队学习能力，需要同时提升九种子能力并使它们之间保持协同关系[9]。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这九种子能力密切相关的一些认知或行为(下划线部分)，例如Edmonson[2]提出的反思(reflection)和行动(action)与团队学习能力模型中的反思与执行相似，Wilson等[18]研究中的存储(storage)、分享(sharing)和查漏补缺(retrieval)分别与九种能力中的建立知识库、推广和反思相关。但是，这些学者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团队学习能力”这一概念，陈国权[9]的团队学习能力模型系统性地对团队学习能力进行了全面描述，为深入研究团队学习能力提供了基础。 陈国权[9]在开发团队学习能力模型时还发现，九种团队学习子能力均从属于一个更高阶的能力——团队总体学习能力(team total learning capability，TTLC)，在研究团队学习能力时可以将九种学习子能力合成为一个团队总体学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