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未来学家对未来人才的基本素质，从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个性心理品质等方面作了较为具体的展望，其中在能力结构方面提出：基础能力、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是未来人才的基本能力结构。笔者认为，这五种基本能力以及其它各种能力的取得，都离不开具体的实践活动，躬行实践是培养和提高学生能力的捷径。特述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躬行实践是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获得知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也一再证明，人的能力的取得，离不开实践活动。在古代埃及的历史上，就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位国王，很想弄清人类说话的能力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问题，于是就采取了一个野蛮的方法，把两个新生的婴儿藏于地下室内，指定专人给他们送食物，此外什么也不让他们接触，使其与外界隔绝。结果，当他们长到十二、三岁时，什么话也不会说，只能发出单调的怪叫，连鸟兽都不如[1]。 这一事实说明：离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能力是形成和发展不了的。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发明者达尔文自身的成长过程，则从正面说明，实践活动能促进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1831年至1836年的五年间，达尔文参加了比格尔号的环球航行，达尔文在自传里把它称作决定了他整个生涯的“生平最重要的事件”[2]。在整个航行过程中，达尔文通过对各地的地质调查，收集各类动物标本，对水中的动物加以描绘或解剖，并兢兢业业地描述所见的一切等实践活动，使他的头脑发达起来了。正如他自己在总结这次科学考察活的收获时所说：“我时常觉得我多谢这次航行，那是第一次真正训练而且教育了我的思想的事情。它诱导我切实接触自然中的几个部门，从而改善了我的观察能力。”[3]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说明：能力是伴随实践活动而产生、发展的，离开实践活动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无异于纸上谈兵、画饼充饥。 二、躬行实践是培养和提高人的能力的捷径 英国十七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培根曾有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话无疑是正确的，但说得实在太概括，容易给人们造成错觉，以为只要读了几本书，就有力量了。事实并非如此，力量，亦即能力，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个人对社会生活的作用越大，力量就越大。要想使知识成为力量，就得到社会生活中去躬行实践，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一点实践问题，否则，知识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社会作用。 马克思在谈到人们之间能力的差异时曾指出：‘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4]这一论断不仅指出了社会分工（不同的社会活动）对能力发展的影响，同时也揭示了能力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规律。 我国汉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其《论衡》中也曾提出过“施用累能”和“科用累能”的思想，他认为，人的能力是在应用中积累的，从事不同职业的活动积累了不同的能力，在书中他还做了这样的描述：齐的都城世世代代刺绣，那里平常的女子，没有一个不会刺绣；襄这个地方传统是织绵，即使被认为不聪明的女子也变成了巧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天天看到，天天锻炼，手自然就熟练了，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能力，农夫种田、商人做生意，都比一般人强得多，这些高出一般人的能力都是长期的实践活动造就的。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涌现出一批优秀人物，他们都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得到锻炼，茁壮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了长期坚苦卓绝的努力，才探索出了一条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富强的道路。李四光等地质学家，也是不辞辛苦，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进行实地考察、才推翻了西方权威人士“中国贫油”的结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经济活动的广泛展开，一大批卓越的企业家，现代管理人才又脱颖而出，就连身处“象牙之塔”的大学生们也纷纷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大胆探索和实践，如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学生，就尝试为玄武湖公园设计了长廊、亭子、拱桥、喷泉和儿童玩具等二百多种园林小品，其中已有二十四项被选中并正式用于建筑中；数力系的学生则为南京市运输联营公司进行集装箱运输可行性问题的研究，已完成的四个课题中，被采用的一项就可以为国家节约二十六万元。通过实践，产生了一大批智力成果，但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他们把所学的知识变成了一种能力，增强了为社会服务的实际本领。 中外成才者的经验表明：惟有实践，才能使浅薄者渊博，弱小者强大；惟有实践，才能变知识为力量，既为社会做了贡献，又“英雄有用武之地”；也惟有实践，才能催人奋发上进，不断充实提高自己。总之，躬行实践是一条培养和提高人的能力，造就创造性人才的捷径。 三、躬行实践是我国传统教育的精粹 在我国古代，很多教育家就已意识到了躬行实践的重要，并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放在重要位置。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5]和“子以四数：文、行、忠、信”[6]是学人皆知的，他所说的“习”和“行”，指的就是把所学知识拿到社会生活中去躬行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视躬行实践为修身之根本，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德。”[7]正因为他在施教时抓住了躬行实践这个环节，才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贤能之人；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把躬行实践视为读书做学问的重要基本功，他说，“古人读书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8]认为只有躬行实践，才能通达事理，明白真蒂，获得真知；明代教育家章懋也认为，若“不能身体力行，则虽有所见，亦无所用。”[9]把“身体力行”（即躬行实践）视为转化知识为能力的必由之路。清初教育家颜元，更把躬行实践视为远比读、说、听、写等能力重要得多的基本功，在《习斋记余·答齐笃公秀才赠号书》一文中，他明确地说：“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作，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方算学问。”在《四书正误》中，他还说道：“譬如欲知礼，任读几百遍礼书，讲问几十次，思辩几十层，总不算知。直接跑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亲下手一番，方知礼是如此。”[10]他晚年主持漳南书院，在教授学生时就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习”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