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教科书近代化，指教科书为适应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变革。它打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传统教材的格局，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教学内容引进教科书，并结合新学制而力图切合儿童的心理特点，使之朝着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近代教科书的这一变革，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所促成的。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由欧美逐渐辐射全球。19世纪中叶，英国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封建统治者企图闭关锁国，与外界隔绝的希望化为泡影。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近代中国人由御侮而自强，而学习西方，由此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板块开始了缓慢的松动和变化。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随之萌芽，从而开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教科书的近代化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 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教会学校的教学需要，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负责筹备一套初等学校课本。这样，中国近代第一个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便正式诞生了，并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教科书”一词也因此流传开来。 但这并不是说近代教科书只是出现于这之后。其实在这之前，不论是在教会学校，还是在洋务学堂，都已经存在着由西方传入的语言教科书和自然科学教科书。只不过这些教科书还不规范、不普遍、不通行罢了。这些事实都证明，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首先是由西方教科书的传入而引起的。 确认这一事实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如果没有西方教科书的传入，没有对外开放的环境，就没有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但是，承认这一先决条件，却不能因此认定，西方教科书的传入就是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因为任何一场社会性的变革，关键还是取决于事物本身的发展需要。如果其本身没有这种需要，任何外力的作用都是难以奏效的。 作为课程的体现物，教科书要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起码应具备两个本质特征。首先，它应该大众化。就是说教科书应该是反映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知识载体，应该是社会全体成员学习、生活的工具，应该是以通俗晓畅的形式阐述人类文明，启迪人们智慧的精神食粮。其次，它应该科学化。教科书作为学校教与学的矛盾长期相互作用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知识载体，它具有内容的系统关联性，内容结构的规定性、渐进性和具体内容的科学性、经典性、先进性等属性。任何一套教科书的成功，都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属性才被社会所认可、接受。因此，教科书的内容必须是宣扬科学，为人类进步服务的。而且，教科书的编排必须是科学的。它既要考虑到如何对某一门学科的知识形成一条系统、完整的知识链，又要考虑到在所有学科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网络，还要考虑到受教育者在各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才能收到循序渐进、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 在古代社会，传统教材的存在有着它的历史合理性。尤其是启蒙教材，它的编写方法还是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多用的韵语，便于吟诵和记忆，注意采集故事，力求生动且富于形象性等，都是十分切合儿童年龄特点的。这些编写经验有许多还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和借鉴。但是，从总体看，传统教材的非大众化和非科学化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 封建传统教材的主体是传授统治术的儒家经典及法律诰文，以及由此衍生的启蒙教材。它没有关于人类社会生产的知识，排斥了自然科学的教育内容，缺乏人类社会生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即使是人文主义教育内容，也有许多迷信的、封建的、落后的、唯心的东西。我们并不否认历代传统教材也注意了吸收古代科学的成果，但这些成果都被用来作为宣传封建意识的工具，作为论证封建专制永恒的依据了。而且，它的形式艰深古奥，不为大众理解和接受。虽然有的传统教材的编排也注意了内容的深浅关系，但由于传统教育学制的不严格，因而教材的结构也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性和渐进性。尤其是封建社会中章句之学的盛行，更是把经典读本中本身蕴涵的内在结构弄得支离破碎，把儒家经典中“经世致用”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下，它不仅无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相反，它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桎梏。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一文中曾对此有过激烈的评价。他认为这类童蒙教材“以严格的文字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志，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1]。 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深入，传统教材的腐朽性和空疏性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它的非大众化和非科学化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因为大工业生产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它超越了手工生产和个人的具体经验，使人类只有通过专门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些技术。这就必然要求教育迅速适应这一发展需要，教科书的变革也就成为必然。因此，教科书如何面向大众，面向科学，面向生产，面向生活，就成为教科书近代化的首要课题。 由此看来，教科书的近代化虽然是由西方教科书传入而引发的，但中国教科书变革内在需要则是主要的。认清这一点，我们就能正确地把握教科书近代化的基本出发点。 二 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作为一种文化选择的体现物，要真正能适合时代的需要，要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要真正把外国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从洋务学堂的西书，到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白话教科书，这个过程充满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如果要对中国教科书近代化的全过程作一个概括，或者说用简短的话对中国教科书近代化的历程作一个总结，那么可以这样说，中国教科书近代化的历程，就是近代中国人不断认识满足教科书变革的内在需求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