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我国教育理论界对“教育与人”的研究起步较晚，经历曲折。已有的研究在“人的教育”、“个性教育”、“主体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要深化“教育与人”的研究，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改进思维方式，科学地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的起因及过程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教育与人”的问题是和“教育与社会”问题相对而言的。我国教育理论界公认，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和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教育的两大基本关系。但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这两大基本关系的研究却有轻重之别，即轻“教育与人”的研究，重“教育与社会”的研究。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末期才有所改变。 198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教育研究》编辑部、中国教育学研究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等单位联合筹备召开了“教育与人”研讨会。到会代表一致认为，就“教育与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很有价值，它顺应了教育改革的世界潮流，符合我国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培养人是教育的本质特点，我国过去长期忽视“教育与人”的研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严重偏差和缺陷。这次会议围绕“教育与人”这一主题，对教育的出发点、教育的价值取向、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学生的主体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1]。这次会议前后，“教育与人”的问题曾一度成为我国教育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全国的主要教育理论刊物共发表有关“教育与人”问题的论文40多篇。 我国教育理论界为什么在80年代末重视“教育与人”的研究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这是研究“教育与人”问题的根本原因。 有的研究者指出，教育学里没有“人”是我国已有教育学的现状。出现这种状况有它的历史原因，甚至有它的合理性。然而，时至今日，研究教育不讲人的发展、人的价值，只讲职业化、劳动化，已是不可思议的了。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都是为了使人过上健康、愉快、能够发展自身和表现自己才能的丰富多彩的生活。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问题，势必日益被重视。研究培养人的教育学，必须把研究人的发展、研究提高与扩充人的价值，看作教育学的主体[2]。 其次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这是研究“教育与人”问题的直接原因。 我国1978—1988年的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1988年前后，商品经济的巨浪使学校这个以培养人为基本职能的机构受到很大的冲击，“创收风”、“经商热”、“新的读书无用论”充斥校园，出现了当时教育界和社会上的不少人士谈论的“教育危机”。 那么，教育危机的根源何在呢？有的研究者认为，从我国教育实践的深层来看，在理论上可以归结为一点：忽视“人”。其基本表现是“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我们只知道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不知道经济建设更要为人服务，而且首先要为培养人服务。这是不重视教育、导致教育经费奇缺的重要根源。为了克服教育危机，必须重视人，必须重视人的研究。教育学理应首先是“人”学，马克思主义的“人”学[3]。 再次是国外教育改革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和前苏联教育改革思潮的影响。 80年代中期，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接连发表了几个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第四次报告（终结报告）明确将“重视个性的原则”作为教育改革最基本的原则。该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对照‘重视个性的原则’，从根本上重新认识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政策等整个教育领域。”[4] 几乎与此同时，前苏联的一批教育改革家提出了“合作教育学”的思想，主张“个性的民主化”，即“个人的一切才能和精神力量的发展和解放”。他们重视发展人的个性，反对全民头脑的“标准化”，认为“合作教育学应该成为个性发展的教育学，而不仅仅是智力发展的教育学”。在他们看来，“个性的自由发展是我们的目标”，“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鲜明的、刚强的、创造性的、为崇高理想所鼓舞而热情奋发的个性。”[5]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教育理论界对“教育与人”问题研究的“热度”很快就冷却了。1990年8月，中国教育学研究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教育研究》杂志社等单位联合召开了“教育·社会·人”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不仅讨论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人的关系，而且讨论了教育与人的关系中的社会制约性、社会与人的关系中的教育、教育与社会关系中的人[6]。这次会议前后，我国教育理论界围绕“教育·社会·人”这一主题，对教育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对前一阶段关于“教育与人”的研究进行了一些反思和批判。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对“教育与人”问题直接进行研究的不多，即使是进行直接的研究，在研究的角度和价值取向上也与前一阶段不尽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