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5-0582-05 三星堆文化中最能引起轰动效应的、最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是其风貌独特的“人像群”，包括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兽面具，还有金、玉器上有关人的刻绘。据笔者统计，一号坑出土：人头像13件，跪坐人像l件，人面像1件，人面具1件，龙虎尊高浮雕人3个，金杖上刻有人头像2个；二号坑出土：立人像2件，兽首冠人像1件，跪坐人像3件，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1件，人身鸟爪形足人像1件，人头像44件（其中4件戴黄金面罩），人身形牌饰2件，人面具20件，兽面具（纵目人面像）3件，兽面9件，2号神树方台上的跪坐人像3个，神坛中部立人4个，顶建筑四面跪坐人像共20个，鸟身人面像2个，神坛（圆座上立人像）1个，可能是神坛上的持璋小铜人1个，神殿顶部方台上跪坐小铜人1个（残），刻图玉边璋中刻有立人像11个。另外在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2尊双手反缚、双膝下跪的石雕像。由于许多器物埋葬前已遭焚毁，出土后也无法复原，可以估计与人有关的各种造像之数尚不止此。这样大规模地进行人像造型的文化现象不见于国内其它上古文化遗址，在商周时期可谓独树一帜。 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了三星堆文化研究中的焦点和热点。研究者从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面具文化、巫术活动、神话传说、文献典籍、形制风格、表现手法、铸造工艺、造像源流、文化传播等角度各抒己见，但总的立场和归宿点都落脚在人像造型是出于巫术祭祀这一宗教目的、服务于神人交通这一主题上。到目前为止，“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人物造型艺术作品全部是对宗教信仰的诠释”[1]（第37页）的观点仍具有普遍性。研究者对有关三星堆文化“人像群”的研究还基本局限于“神”的层面。 三星堆文化人像造型的宗教性质、神权特征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我们的讨论仅限于此，则只是简单地把三星堆文化等同于一般事鬼敬神的文化类型，却无法解释古蜀人为什么情有独钟地用“人”的形象来传达“神”的观念——铸人象神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只是片面地关注着三星堆文化中“神”的威福，而没有洞烛到古蜀人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中闪烁出的“人”的曙光。笔者认为：虽然三星堆文化所处的历史时期还是一个“神”主宰着“人”的时代，但铸人象神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了三星堆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古蜀人在诠释其宗教观念、传达其神人交通的主题、崇拜和祭祀“神”的同时，还在有意识地借神扬“人”，通过大量的人像造型曲折地自我表现、自我确证、自我肯定、自我张扬。 从宏观的角度说，铸人象神是古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首先，所象的“神”是古蜀“人”创造的。他们造神不仅仅是为了祭祀和崇拜，还为了借神来解释他们不能解释的现象、掌握他们不能掌握的世界、获得他们不能获得的利益。说到底，造神的目的和归宿还是为了他们自身，同时也反映出了他们能够如此的能力和智慧。其次，象神的人像造型是古蜀“人”创造的。他们运用青铜、黄金、玉石等等物质媒介，熔铸、范模、雕刻、琢磨等等工艺手段，模仿、抽象、夸张、变形等等艺术法则，改变了物质材料的自然形态，使之按自己预设的要求产生变化，这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也是合规律合目的的创造，标志着古蜀人能够克服质料、技术等方面的困难，能够利用质料的物质属性，总结、掌握、运用物化生产的方法、规律，把头脑中意识到的内容和想象的意象转化为物态化的有形之象。所以铸人象神的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的人化活动，反映出三星堆文化中人的意识的逐渐觉醒，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逐渐提高，人的本质力量的逐渐形成，人的需求、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人的能力的外化和扩张，后世称为艺术的因素、审美的因素也孕育于其中。 从表现内容看，铸人象神既是属神的，也是属人的。 “人像群”象征的一类是古蜀人的祖先。《三星堆祭祀坑》认为：“这两个坑出土的不同形式的铜人头像和铜人面具，可能是代表不同世代或不同身份的接受其祭祀的祖先形象。……两个坑出土的面具，……其功能是在祭祀仪式的作用下，让祖先亡灵降居宗庙的面具上，由面具代表祖先接受祭祀。……出土的兽面具和兽面都不是现实中兽类的形象，它们应代表的是自然神祗。……但是赋于面部造型一些怪异的特征，如眼睛向外过分凸出等，可能与蜀人始祖神‘蚕丛纵目’的传说有一定关系。”[2]（第443页）陈德安认为：“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3]（第60页）王晖认为：“青铜器人头像其实都是蜀国先君先王的神像宗主。”[4]（第16页）但也有研究者并不同意以上的意见，认为铜人头像或是随侍先王先祖的替身，或是参加祭祀活动的首领和巫师形象，或是祭祖头像。这些具体的争论的分歧只在于青铜像群的某一类（主要是铜人头像）是应归于神像、神灵类还是归于巫祝类，是祭祀对象还是祭祀主体，而都不否认人像群与祖先崇拜的关系。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在三星堆文化中，祖先崇拜是其巫术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成为了古蜀人的集体意识，几乎所有的艺术造型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反映了祖先崇拜的内涵，贯穿着祖先崇拜的主脉。特别是三尊纵目人面像(K2②:142、K2②：144、K2②:148)与古蜀人的先祖蚕丛的关系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的。屈小强等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青铜纵目人面像，正是蜀人祭祀的祖先神，也即是《华阳国志》等典籍中记载的蚕丛的象征，是古蜀人的祖先的偶像。”[5]（第239页）赵殿增认为：“不仅是突目大眼型的面具、人兽饰纹中的‘眼睛’母题、以及各式单独的人眼造型，都是用来代表以‘纵目’为特征的始祖神蚕丛的，是三星堆蜀人以‘眼睛’崇拜的形式表达祖先崇拜观念的实物见证。”[6]（第5页）祖先崇拜反映了古蜀人神化祖先的意愿，神化祖先同时也意味着在祭祀崇拜活动中强化了人的尺度。因为较之于图腾物，祖先与他们的关系不是想象的关联而是事实的血缘传递，神于他们不再是疏远的，不可企及的，而就是他们的先人，是他们过去的“自我”，所以神化祖先也就意味着人的神化，神的人化，其结果是人越来越趋近于神，其实质是借神化祖先来提升自己，借神来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