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5-0084-04 春秋末期的《考工记》是中国现存最早且较为全面系统的手工艺技术典籍，是先民们长期工艺创造实践的经验总结。它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科技文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民们纯朴的审美追求及其对于艺术设计规律的把握。《考工记》中记载的各类器物，不仅是物质的载体，也是精神文化的象征，体现了创造者的审美情趣和欣赏者的审美期待。以往学者对《考工记》的探讨多局限于技术、工艺和操作的层面，而对其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思想尚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就《考工记》的美学思想作一探讨。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一词由北宋张载在《张子正蒙·乾称》中首次提出，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生存智慧，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其源头可追溯到《易经》、《论语》等先秦典籍中。《考工记》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精湛思想，这不仅表现在造物的总原则上，也落实到了具体的工艺规程和器物的象征意义上，同时还强调了以人为本，鲜明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造物活动中天人关系的形而上思考。 《考工记》开宗明义提出了造物的总原则：“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1](P4)其关键在于“合”，它既表明要制作出优美精良的器物，“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个要素缺一不可，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更意在强调工艺创造不是纯主观的、孤立的活动，而是必须首先与“天”合，即合乎“天时”、“地气”，做到以遵循和顺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规律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材制宜，最终实现“天工”与“人工”的水乳交融，从而体现出天人合一、主客融通的理想审美境界以及人与自然亲近友好、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 其次，《考工记》提出的各种具体的工艺规程也体现出古人对于天人合一的诉求。书中反复强调要根据季节和气候的特点来制定工艺规程：“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材在阳，则中冬斩之。在阴，则中夏斩之。”“凡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春被弦则一年之事。”在造物活动中，人不是消极被动地与“天”协调，而是能够积极主动地利用自然规律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人的目的性便与自然的规律性取得了高度的统一，“人”与“天”也就获得了完美的契合。可以说，在工艺创造中善于发现自然规律，让其为我所用、为我服务是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再次，天人合一的思想要得到有力的表达，必须将有形的器物加以抽象化和符号化，使其承载一定的象征意义。《考工记》制车篇中，以车的各部件象征天地万物：“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1](P37)因此，天、地、人没有分离和对立，而是完整和谐地包容在“车”中。“车”成为了人与自然共感相通的中介和天人合一审美理想的物化载体，体现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象天法地”、“类万物之情”等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思维方式。 在对天人合一理想孜孜不倦的追寻中，《考工记》并没有陷入对“天”的绝对依附中，而是兼顾了以人为本的实践维度，赋予了“人”以鲜明的主体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扬了人在造物活动中的力量与价值。书中给予“百工”以很高的评价，称其在“国有六职”中位居第三，认为“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同时对“巧”即工匠们高超的技艺也极为崇尚，如“轮人为轮”节曰：“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弓人为弓”节曰：“六材既具，巧者和之”；“画缋之事”节曰：“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等，凡此对“巧”的肯定盛赞了人的智慧与才干，强调了人在造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二是以适于人用作为造物的立足点以彰显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如《考工记》要求车轮的高度应方便人们登车；车盖不能遮挡乘车者的视线；兵器的长度不宜超过身高的三倍；制弓应考虑使用者的体形和气质性情等，都渗透着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 《考工记》中的天人合一是以追求工艺创造中“人”与“天”的相亲相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为旨归的，这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以及天人相互感应的原始宗教观念密切相关。同时，《考工记》还充分尊重器物制造者和使用者的主体意识，避免将天人合一片面化。这种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使理性的科学精神与浓厚的人文色彩交相辉映，它经过一代代工匠的造物实践，已成为中华民族可贵的造物精神承传下来，对历代的器物设计和制造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当今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更能给我们的工艺创造以有益的启迪和引导。 二、五行相生 “五行”始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后推衍出“五味”、“五色”、“五声”、“五音”等说法，出现了“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左传·昭公元年》)，“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十二章》)等句，可见“五行”思想在春秋时期已相当普遍。战国时期，邹衍倡导“五行生胜”和“五德终始”。秉承邹衍，汉代的董仲舒将“五行”的关系概括为“比相生而间相胜”(《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并把“五行相生”明确解释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考工记》“画缋之事”节提出的五方正色的色彩观明显受到“五行”思想的影响，其中又包孕了古人特定的宇宙观和审美观。“五行相生”在《考工记》成书的年代虽尚未有体系化的论述和翔实的文字记载，但其思想在当时已广为流行，并渗透到各个领域。如在军事上，《孙子·虚实》云：“五行无常胜”，即用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谈论用兵之策；而《考工记》论及的色彩搭配规范则是这一思想在人们审美观念上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