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聂振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美学与文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美学,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国美学思想史的一个新发展、新阶段,是性质上的一种新转化。中国现代美学在西方美学思想新资源影响下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美学学科体系的确立、新审美观的建设、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成为美学研究的主要艺术门类。同时,中国现代美学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是西方美学思想新资源与中国固有的美学思想传统融合、创化的产物,具有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等重要特征;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既是资源,更是根源。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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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9-0052-06

      本文所说的“中国现代美学”,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美学。在这50年中,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从诞生、发展到分化,完成了一个历史过程。仅仅50年,与二三千年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相比,不成比例,但是它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因为它不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余绪或末流,而是中国美学思想史的新发展、新阶段,是性质上的一种新转化。这种转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需要一种新思想、新文化,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固有的美学思想进行碰撞、融合而化生的一种新思想。之所以称它为“中国现代美学”,是因为它与中国古代美学有质的不同。它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异质因素,即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的新观念、新方法,为中国固有的美学思想输入了新血液,增添了新的生命力。概括地说,德国“哲学的美学”促成中国现代美学的产生,西方现代的“心理学美学”促使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发生转变,而“马克思主义美学”(社会学的美学)促使中国现代美学分化为对立的两大派。经过50年的发展,欧美各种美学思潮源源不断地被引进中国,既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产生、发展、分化的思想资源,又是其构筑自己体系、建立自己学派的标准和模式,从而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相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没有“美学”之名,美学思想主要包含在哲学、道德、教育各种领域以及各种艺术论之中,如乐论、诗论、画论、文论以及经史子集和序跋杂记等,没有自己的独立学科。这与古代西方虽然相似,但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美”就是一个独立范畴,西方美学家一直在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中国古代的“美”概念则更多的是作为形容词或副词,附丽于善、德、真、道、阴阳、五行等基本范畴之上。即使把“美”当做一个审美范畴,中国古代的哲人们也不关心美的抽象本质,不去对美进行哲学思辨,而是鉴赏、体验美的境界,儒家道家皆然。与此密切相关,中国现代美学是用科学的分析与归纳方法取代中国古代那种用道德观念和阴阳五行观念演绎、附会审美现象的方法,使美学向科学认识论靠拢,并用严密的逻辑体系取代诗话、语录、评点等无逻辑形式的文体,促进思维方式的转变,弥补了中国古代理性的抽象思辨和严密的逻辑推导等簿弱环节,从此才真正有了美的本质论,并且建立了美学学科体系,使审美教育、艺术教育有了独立地位。

      第二,把西方的新理论与中国固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相互诠释融通,进行古代向现代的转化,赋予中国固有的审美思想以新的性质,从而树立了以个性、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同情、人格独立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审美观,取代了以温柔敦厚和等级观念为基本内容的旧审美观。蔡元培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等观念与古代儒家的一些言论,如义、恕、仁加以融通,赋予这些旧概念以新的意义。他征引孔子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格言,解释人格之美。梁启超把孔子的“仁者无忧”、“孔颜之乐”以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等思想与自己的“趣味主义”结合起来进行发挥,建树自己的审美新观点。尤其是王国维,他的重要哲学论文《论理》、《释性》、《原命》、《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等,用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阐释、论证中国固有的范畴和命题,构建新的理论范式,改变了中国古代经学解释学的旧范式。王国维和中国现代美学家,一方面用新的美学观点鉴赏、诠释、论述中国古老的审美范畴、命题,如古雅、意境、眩惑、形神、气韵生动等等,加以现代转化;另一方面,从西方或日本引进一系列新的审美范畴,如优美、崇高、悲剧、喜剧等等,与中国固有的审美概念互释融通,注入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内容而中国化。

      第三,西方平民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胜利,为通俗文艺正了名。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一直小视通俗文艺,从孔子开始,就视古乐为雅正,视现实流行的俗乐为淫邪。孔子这种文艺上的贵族主义思想,经后人不断重复和发挥,两千多年来便形成根深蒂固的历史偏见。他们视通俗文艺为“末技”、“卑陋”,甚至是“诲淫诲盗”。从事通俗文艺的人如小说家、戏剧家、演艺家以及各种民间技艺家是“俳优”,是卑贱者,登不上大雅之堂。雅俗对立,势如水火。明代中叶之后,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有识之士,大反这种历史偏见,充分肯定来自民间、受平民大众欢迎的民歌、俗乐、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但历史的局限、以往的成见,并没有因为这股平民主义文艺思潮的冲击而退出历史舞台。直到20世纪之后,由于受到现代西方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由于救国革命、自强御侮的历史重任,亟须用通俗文艺唤起和动员民众,为通俗文艺争得社会地位的问题便被重新提出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王国维对小说和戏曲的研究与评论,乃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推翻了历史偏见,为通俗文艺争得了正当的社会地位。从此,小说、戏曲代替诗文而占据主导地位,通俗文艺遂成为美学研究的主要艺术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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