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09）04－0001－08 作为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先秦史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青铜时代》、《石鼓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时代》、《两周金文辞大系》等，集校《管子》。他侧重于社会史、思想史、文字史的开拓性研究，然而，又发挥了自身的学术优势，进行美学史研究。美学史既独立成体，又和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相交错沟通。郭沫若是文史哲之通家、大家，他充分利用通家、大家之才、之识，炬照美学史特别是先秦美学史，烛幽通隐、钩沉发微，遂使其研究成就别具一格，自成气象。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周代彝铭进化观》就曾直接运用了“审美意识”的概念。可见，美学已成为他的研究视域，美学史已成为他的研究领域。 郭沫若的先秦美学史研究又集中在青铜器的研究上。半个多世纪之前郭沫若对青铜器的研究代表了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和水平，至今还是人们研究的出发点。他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中说：“目前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便是历代已出土的殷、周彝器的研究。”青铜时代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古代史、断代史上，而且在美学史、先秦美学史研究上由郭沫若打开了大门。 郭沫若杰出的学术贡献是确定青铜作为时代的概念存在。他在1946年《青铜器的波动》中认为：“跟着石器时代之后出现的便是青铜器时代……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既然相当于殷、周二代，而殷代有六百年之久，周代合东西二周共有八百多年，总共起来青铜器时代在中国是有一千多年历史，在殷以前，由于材料的欠缺我们尚不敢断言……惟殷代，则已经非常地明显，就是由青铜器进到铁器时代的界线。”郭沫若的这一界定十分重要，由此也奠定了他在青铜美学史和先秦美学史上的地位。 一、审美形式和社会史、美学史意识的融汇 郭沫若在先秦美学史研究上卓越地把审美形式和意识及其理性结论结合在一起，概括言之，是经验理性；具体言之，不是形而上地从抽象思辨层面上进行，而是从具体的器物切入。“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形下者为研究的起点，由形下及于形上，这是通过具体实例考察和抽绎出结论的科学研究途径。因此，他坚持以器物即广义的文本作为美学史的对象物。郭沫若在《青铜器的波动》中说：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约相当于三千年前的殷、周时代，那时的遗迹到今天也都有发现。自宋以来，收藏的古器不下一万件，保藏之久，数目之巨，实为中国的特色，可惜以往的都只把它们当作古董来收存，而没有当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实际上我们这些器物正是历史的最确实可恃的材料，在这些古器之上，我们可以发现三千年前手工业及一般社会状况与风俗习惯，因此，在今天好些古器都已被我们视作研究历史的学术资料了。 器物所发挥的作用是历史的资源、资料，犹如文献古籍一样，而不是古董收存。他着眼于历史的价值论体系，在《青铜器的波动》中说，由青铜器“使一切古器都有了历史的价值”，这是富有深刻意义的历史认识论。他认为，“自汉以来所出土的殷、周彝器”，“即存世而有文字者亦在二三千具以上”，但它们并没有在史学包括美学史研究方面发挥应用的解读、抽绎作用。“此等古器历来只委之于古董家的抚摩嗜玩，其杰出者亦仅拘拘于文字结构之考释汇集而已”。郭沫若以拓荒者的眼光发现了“此等古器”的真正价值乃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特别是那铭文，那所记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因为它们保留了最原初的面貌和特征，“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也还没有甚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因此“可单刀直入地便看完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这是实例性进而实行概括性的研究路向。在郭沫若看来，青铜器同时具备了社会史和艺术史的双重特征。就社会史而言，从青铜器“可以证明殷、周二代生产方式改变的情形”——“在殷、周奴隶时代之后，中国出现行帮制的手工业时代，青铜器时代至此告终”；就艺术史而言，“青铜器的精巧技艺，却都移置他用了”。因此“不管研究艺术史或社会史都可以循着这些古器来作系统的研究”[1]171。 在确立了具体的研究对象后，他又寻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和切入点：青铜器皿上的器型、铭文和纹饰。 以文字而言，某一字在何时始出现，或某一字在何时被废弃，某一字的字形如何演变，可以探究“一字的社会背景和含义的演变”。他从审美上解读所施之文饰，其效用与花纹同。他认为，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钟鼎文与花纹等同，按照审美意识和方式所孕生，书法史纳入审美的方向就这么被确定了的。以花纹而言，“某一种花纹形式的演变经过了怎样的过程，花纹的社会背景和寓意，都同样可以追求，在这一方面便可以丰富美术史的内容”[2]301。这样，就深入到美术史，也就深入到美学史层面上来了。这可以说是微观透现宏观式的研究。郭沫若上世纪30年代两次写给容庚的信中均表述了这一思想，1930年4月6日的信中说，青铜器“花纹形式之研究最为切要”，而划定时代的界限又是重中之重；1931年7月17日的信中认为，“定时乃花纹研究之吃紧事”。郭沫若第一次原创性地运用青铜器花纹来解读和确定时代的界线、内涵和特征，在先秦美学史的研究上独具地位。 纹绘、纹样、纹饰都是形式，是经过抽象的几何图案，变成线条和结构的有机组合和配置，但是，它包含着某种趣味。正因为它是有意味的，才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生机和表征着某种历史性的深刻内容和意韵。郭沫若从青铜鼎器的“厚重”形制中探发出“深刻”的意味。饕餮是传说中的食人猛兽，据此所塑造的形象本身就包含着先秦时代人的意识的对象化需要。然而，当它凝定起来，转而便又成为人们表达某种观念的具象体，用以显示自身的神秘、威严，因而它是历史力量的符号。郭沫若的贡献也就在于透过生动的形式探觅到生命的意味（即内涵），这样，便使他的美学史研究富于深度和学术厚重感，不同于一般性的现象、形态或范畴的罗列和陈述。他作为青铜器历史研究的开拓者，同时也成了青铜器美学史研究的开山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