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城市美学思想的产生已届半个世纪，然而其基本脉络未被完整清理，因而没有可能被清晰地呈现在城市人乃至学人的面前，其价值作用一直是隐性的、潜在的。本文通过对后现代城市美学创建方式和特征的研究，开创性地尝试对其进行理论整理和表述，以助后现代城市美学理论和学科建设，期以发挥这一理论成果显性的、主动的社会效用。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现代城市模式正在演化为一场巨大的灾变，后现代城市理论的建构与运用已变得刻不容缓。 1928年，在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号召下，CIAM(Congrès International d' Architecture Moderne，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成立。CIAM从成立到解体前后召开了10次大会，提出许多新思想和新理论。1933年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雅典宪章》。《雅典宪章》将城市功能分为居住、工作、休闲和交通4大项，确定了现代主义的“功能城市”理念。这4项功能实际上是托尼·戛涅(Tony Garnier)“工业城”理论的再版。但《雅典宪章》所主张的机械、僵硬的功能主义立场所导致的忽略城市空间的人性要求、造成城市空间单调乏味等问题，不断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抨击。从1949年的第七次会议起，CIAM内部也出现分歧。因此，1951年的第八次会议上，原有4项功能之外增加了“人性功能”。在1953年的第十次会议上，史密森夫妇(Peter & Alison Smithson)等所代表的新生代的建筑师向《雅典宪章》、其实是向现代主义展开挑战，他们展示了他们的摄影家朋友尼格尔·亨德森(Nigel Henderson)在伦敦东部宾斯·格林(Bethnal Green)拍摄的旧社区的生活场景照片，这些满怀至诚又充满表现力的作品生动地描述了人们所失去又想寻找的东西。1954年，他们在荷兰的杜恩(Doorn)集会，发表《杜恩宣言》，提出城市发展应在不同的尺度条件下考虑住宅、街道、邻里等各自不同的功能，从整体上研究与设计城市。认为建筑与城市设计必须以人的行为方式为基础，其形态来自于生活本身的结构。1956年他们又在CIAM第十次会议掀起了反现代主义运动，并主导了CIAM。此后老一辈设计师退出该组织。学界以这次会议的序号将这群建筑师称为“Team Ⅹ”(“十次小组”)。1962年TeamⅩ第二次会议召开，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等人也相继加入进来。后来詹克斯将Team Ⅹ开始倡导的城市和建筑设计思想进行了理论表述与发展。1977年，詹克斯在其《后现代建筑语言》一书中首次提出后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的概念，称后现代城市设计是一种“有文理”的东西。他还在这本书中宣布：“现代建筑，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城死去。”①尽管直到目前也没有人像柯布西耶提出“光明城市”那样提出权威的后现代城市的理念图景和宏观范型，但后现代城市空间的成立已成为不言的事实，后现代的视野也已经指向更广阔的城市尺度。 詹克斯在《后现代建筑语言》中倡导与现代建筑风格断裂、基于折衷主义风格和通俗价值取向的新的建筑风格，并且将后现代建筑的特征归纳为从历史主义到折衷主义、从直接复古到变形复古、新乡土风格、文脉主义(个性化+都市化)、隐喻和玄想、后现代空间等。詹克斯用双重译码(Double Code)来宣谕后现代，认为后现代风格是杂糅的。他在《后现代建筑语言》中指出：“一座后现代主义建筑至少同时在两个层次上表达自己：一层是对其他建筑师以及一小批对特定建筑艺术语言很关心的人；另一层是对广大公众、当地居民，它们对舒适的传统房屋形式以及某种生活方式等问题很有兴趣……最有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显示标志明显的两元性、意识清醒的精神分裂症。”“精确地说，它是用来形容那些意识到建筑艺术是一种语言的设计人，而并非泛指不设计方盒子的设计人。”②后来詹克斯在其《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的小册子中又再次强调：“我所觉察和定义的后现代，其解释如下：一种职业性根基的、同时是大众的建筑艺术，它以新技术与老样式为基础。双重译码是名流/大众和新/老这两层含义的简称，这些对立面组成对于人们也有令人非相信不可的理由。今天的后现代建筑师是由现代建筑主义者训练出来的，改写要用当代的技术并面对当今社会现实。他们所承担的这些义务已足以把他们与复古主义、传统主义者区分开来。这一点值得予以强调，因为因此创造了他们混血的语言、后现代建筑艺术风格。”③詹克斯还论证说，后现代建筑的根源在两次很有意义的技术转移之中。首先，当代通讯已经使“平常的空间边界”崩溃了，在以场所、功能和社会利益为基础的城市与社会中造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和强烈的内部分化。这种“造出来的分化”，存在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语境中那些技术已经有能力以一种高度区分的方式处理跨越空间的社会交流。建筑与城市设计因此有了新的和更广泛的机会使空间形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景更为多样化，分散的、非中心化的和非集中化的城市形式此时在技术上比之过去具有大得多的可行性。其次，各种新技术已经解决了将大批生产与大量复制结合起来的需求，允许灵活地大批生产表现各种风格的“几乎是个性化的产品”。建筑设计师和城市设计师进行操作的语境因此在各方面改变，使他们从战后初期存在着的一些较为有力的压制中解放出来，通过探索分化了的趣味与审美偏好的各个领域，重新突出了资本积累的一个强有力方面：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象征性资本”的生产与消费。象征性资本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城市移民、社区创建、都市景色恢复和文化遗产复原等现象，也帮助我们把现在对修饰、装饰和点缀的迷恋理解为如此众多的社会差别的代码与象征物。④建筑多义性的结果产生了一种张力，其报应“必然是彻底的精神分裂症”。许多人将这种后果看作后现代思想的普遍特征。詹克斯激发了这种精神分裂症，他认为，建筑必须体现双重译码：一种是像口语一样通俗的传统编码，它缓慢变化，充满陈词滥调，植根于家庭生活之中；另一种是植根于迅速变化的社会的现代编码，以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功能、新意识为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