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38(2009)02-0146-04 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美丽侧影，象征着民族精神的某种特质，映射着民族文化的潮汐涨落，也标示着中国哲学的深邃意蕴。中国古代艺术家不仅将线描绘于绢帛，挥洒在宣纸上，还让线铺设于大地，伸展于空中。罗丹所说的那条贯穿于宇宙的线，也贯穿于中国建筑的有机群落之中；石涛所说的那“收尽鸿蒙之外”的“一画”也烙印在宫殿官署、道观园林之上。线，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淡化和模糊了二维空间与三维空间的界限，将空间意识转化成时间流程，充分展示了“线”的活力和魅力。 梁思成先生说：“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1](p2)从建筑的规模、形制、材料、技术等方面，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文化的兴衰与走向；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反映中国在一定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和面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独特的艺术系统，中国建筑有自己的“语汇”和“文法”，在这一方面，与西方又是那样大相径庭，即中国建筑中体现出“线”的艺术特征。中国建筑艺术的“线”的艺术特征具体显示在以下四个方面：平面铺展、飞檐翼展、中线对称和曲径通幽。为简约篇幅，略述于次。 1.平面铺展 中西建筑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以神庙和教堂构成其主旋律，冰冷的石头建构的是供养神的圣殿；中国则以宫殿建筑展示其艺术风采，暖和的木头为世上的君主们营造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反映在建筑的形制上，西方建筑以“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为特征，强调向上空间的意识，中国建筑则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联想”。在将一个个空间单位组合成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时，“实际上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2](p68)。这“时间进程”在视觉呈现中就是一条绵延的“线”。 先看万里长城，这件举世闻名的建筑奇迹，它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在崇山峻岭之巅逶迤11300余华里，“像一条无尽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成了我们民族伟大活力的象征。”[2](P68)这条永恒飞舞的龙蛇，不正是古代中国人用移山心力在苍茫大地上大写的一条“线”吗？这条“线”艰涩、沉重，而又流畅轻灵，它隐约若现而又连续不断。沿着这条磅礴恢宏的“线”，我们仿佛在翻阅自秦至明的近两千年的历史；这条“线”上贯穿着秦汉气势、六朝风流、盛唐辉煌、宋明余音。这条“线”又像凝冻的音乐，它的旋律简洁明快，以一个音调一个主旋律千万次反复吟唱，却能震彻天宇，响遍大地，发出雷鸣般的历史共鸣。 再说阿房宫，尽管项羽一把大火使之变成焦土，但我们从杜牧的《阿房宫赋》中依稀可见它当年的规模：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这是怎样的宏伟壮丽啊！这决不是文学家的凭空杜撰和奇思妙想，它可与相关史料相印证。据《三辅黄图》载：秦之阿房宫：“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模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3](p216)从文学家和史学家的文字中，不难发现，阿房宫为依山而筑，作为土木建筑，又受当时建筑技术的限制，空间拓展能力相当有限，那么，这“覆压三百余里”、“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的阿房宫那难以数计的楼阁亭台就只能以“钩心斗角”的方式在平面铺展开来，组合成一个迷宫式的有机群体。这一有机群体在整体上就体现出“线”的特征，但它不像万里长城那样为单一的曲线延伸，其“线”的形态更丰富，有冷峻的直线、劲硬的折线、回环的弧线等等。一座阿房宫，简直可以说是一部“线”的交响乐。 中国建筑这种平面铺开的组合模式，不仅仅因为土木结构所限，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人“天人合一”，与自然亲和的时空意识是相通的。在一个淡泊于宗教，钟情于伦理的国度，与神的对话意识，通向天国的愿望被与大地、与自然的亲和、对人伦秩序、世俗情怀的热衷所淡化所消解，正如王振复所指出的：“中国建筑文化，是世代中国人与大自然不断进行亲密‘对话’的一种奇妙的文化方式，它令人深为感动地体现出‘宇宙即建筑，建筑即宇宙’的恢宏、深邃的时空意义。……中国建筑文化的时空意识，是一种典型的、人与自然相亲和的建筑‘有机’论。”[3](p200) 2.飞檐翼展 屋顶为建筑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原始人建筑的房子上，屋顶不过是遮风蔽雨逐害的顶盖。这形同帽子一样的东西，在中国古代建筑师手中翻出层出不穷的花样，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那一顶顶美奂美仑的“帽子”正是中国建筑文化的“桂冠”。梁思成先生在谈及中国建筑之特征时指出：“屋顶为实际必需之一部，其在中国建筑中，至迟自殷代始，已极受注意，历代匠师不殚烦难，集中构造之努力于此。依梁架层叠及‘举折’之法，以及角梁、翼角，椽及飞椽，脊吻之应用，遂形成屋顶坡面，脊端，及檐边，转折各种曲线，柔和壮丽，为中国建筑物之冠冕，而被视为神秘风格之特征，其功用且收‘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之实效。而其最可注意者，尤在屋顶结构之合理与自然。其所形成之曲线，乃其结构工程之当然结果，非勉强造作而成也。”[1](p15)实用与审美，材质与技艺在屋顶上获得了和谐的统一。
